01

“實現制造強國目標至少還需30年”

“在全球制造業四級梯隊格局中，中國處于第三梯隊，實現制造強國目標至少還需30年”。

3月7日上午，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苗圩的這句發言，在社交媒體上一石激起千層浪，“第三梯隊”、“還需30年”等字眼，沖擊了許多國人對“中國制造”成就和能力的印象。

不少人通過羅列“中國制造”的成就和國際影響，或質疑“制造強國”的指標設計，試圖反駁苗圩的評價。

“了不起的中國制造”和“第三梯隊”，其實并非一對彼此沖突的判斷，而是對中國制造業不同現實側面的刻畫，我們不妨先來看兩個頗具代表性的案例。

2018年，原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沈烈初來到中鐵工程裝備集團鄭州某研發基地，參觀了無可爭議的“大國重器”，建國七十周年獻禮之作，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直徑16米盾構機。

（集中在交通運輸和基建施工領域的大批“大國重器”，在整機平臺突破的同時，不少核心零部件依然來自國外供應商）

當沈烈初博士進入這臺重達千噸的龐然大物內部，他這樣記述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我爬上巨大的產品體內觀察，如西門子變頻伺服馬達驅動系統、奧地利雙水內冷發電系統（我國上世紀50年代已生產出來，現已停產）、德國力士樂高壓液壓系統、德國的離心機系統及瑞典SKF或德國FAG的高精度軸承等，其進口件約占成本60%左右。”

在海外軍民用市場開疆拓土的“中國制造”明星產品—無人機，許多關鍵部件、軟件、材料、生產設備，同樣依賴于歐美供應，2019年某期《航空材料學報》上，就披露了國內航空復合材料的一些現實問題，“重要原材料依賴進口，采購周期長，成本居高不下...工藝生產設備和工裝模具自主開發能力差，尤其是自動化設備依賴進口...昌飛公司從法國購買的翼面自動模壓生產設備，生產效率大大提高，產品合格率接近100%，但單套設備就高達2000萬以上”。

完整閱讀苗圩部長的發言原文，不難感受到其中評價與上述案例的契合：

“近年來，我國制造業發展成就很大，但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變，基礎能力依然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卡脖子”“掉鏈子”風險明顯增多，制造業占GDP的比重下降得過早、過快，不僅拖累當期經濟增長，影響城鎮就業，還將帶來產業安全隱患，削弱我國經濟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我們既要保持戰略定力，也要保持戰略清醒，深刻認識差距和不足，咬定目標不放松，更大力度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

對自身差距和不足的清醒認識，是“中國制造”進一步跨越發展的良性助推，也并不會令中國制造業的非凡成就失色。

恰恰相反，“由大變強”的挑戰，可以說是一種“幸福的煩惱”，是一個飛速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大國才需要面對的考驗。

02

“我們沒有能力生產足夠的硝酸”

1890年前后，美國制造業產出規模正式超過英國，并在其后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始終保持著世界第一的地位，直到2010年被中國人超越。

（狂飆突進的鍍金時代美國，在有力的要素環境下，制造業規模飛速發展，洛克菲勒等大亨作為新興產業資本的代表，在美國社會掌握著巨大的權力）

蓬勃發展的工業力量、琳瑯滿目的“美國制造”、巴拿馬運河等改天換地的超級工程，激發出了美國社會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天定命運”意識：美國發展的巨大成就證明美國人是上帝挑選出來的選民，有責任完成擴張的使命，向其他落后民族傳播福音。

鍍金時代的著名牧師喬賽亞·斯特朗曾自豪地宣布：“美利堅民族具有不可超越的能力，它背后擁有一切數不盡的財富力量。我們應該希望它成為偉大的自由、純正的基督教和最高的文明的保存者。這個種族顯示某些非常的進取特性，足以把它的制度傳播于全人類，把它的統治擴大到整個地球...上帝有兩手準備，他不但在我們的文明中給各民族打上印記，而且他還準備著讓人類接受我們美國人的印記。”

這種“天定命運”觀念，成為美國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核心要素，老羅斯福在經典演說《奮斗不息》（the Strenuous Life）中，同樣自信地宣布：“文明的每一次擴張，都有益于和平，換句話說，一個偉大的文明強國的每次擴張，都意味著法律、秩序和正義的勝利。”

在規模指標上狂飆突進的背后，美國制造業卻同樣存在著“大而不強，全而不優”的鮮明特點，“基礎能力依然薄弱，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

以基礎研究為例，根據1900年相關數據統計，美國物理學研究水平與比利時、瑞士等小國相差無幾，在國際主流學術界幾乎沒有影響力可言，零星的一些美國本土物理學研究者，往往也需要一邊業余苦讀德語、法語前沿文獻，一邊打工攢錢，以賺取赴德國攻讀博士的川資。

（諾貝爾獎獲得者國籍分布，是一個基礎研究領域格局變遷的理想觀察指標，在20世紀之初，工業規模雄踞世界第一的美國，在國際科學共同體中卻是名副其實的小角色，德國奧地利等日耳曼語區國家則是當之無愧的全球科創中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隔岸觀火多時，眼看形勢明朗要選邊下場“發戰爭財”的美國，卻赫然發現高精度光學鏡片、硝酸等許多關鍵核心零部件、原材料，對德國存在嚴重依賴，尤其是當時的化學工業高端產品硝酸，對炸藥，化肥等重要產業一日不可或缺。

戰爭部緊急成立的硝酸供應委員會（諾伊斯委員會）評估顯示，德國進口中斷后，美國“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建成硝酸生產裝置并大規模生產，必須尋求其他供應來源”。

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準確的判斷，1917年緊急動工的四個美國硝酸生產廠，直到一戰停戰也沒有建成投產。

真切體會到制造業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掉鏈子”的痛楚后，美國朝野“制造大國”的虛火冷靜了下來，向“制造強國”進軍的共識開始凝聚。

03

“目前美日綜合經濟實力競爭中的新態勢是相對的，暫時的”

如果以1916年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成立為起點，二戰后瓜分軸心國科技成果并正式確立全面領先優勢為終點，那么美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跨越，足足用了三十年的時間。

即便“時來天地皆同力”，有兩次世界大戰和戰間期德國排猶這樣坐收紅利的“神風”相助，美國制造業依然花了三十年才在發展質量上攀上世界之巔，足見“由大變強”的難度之高。

在這個艱辛漫長的征途上，更多的是挑戰者留下的沉重教訓。

我們的鄰國日本就是最近的例子。

（1990年代初，什么國家是美國人的“全民公敵”？不是伊拉克，也不是中國、俄羅斯，而是美國的小兄弟日本，對于在戰略新興產業上的競爭對手，美國人的焦慮感遠遠超過所謂的“改變地區秩序”）

1990年，《財富》雜志首次推出了全球500強企業榜單，在這份按照銷售額排名的榜單上，美國產業界獨占鰲頭，有167家企業上榜，日本則以111家的成績緊隨其后，具體到電子、半導體等戰略新興產業上，美日企業則幾乎平分秋色，毫無疑問，“日本制造”在規模上已經實現了“做大”的目標。

在發展質量上，日本企業技術進步速度同樣驚人，1989年美國技術專利申請量最大的十家公司中，就有5家來自日本，分別是第一到第四位的日立、東芝、佳能、富士以及排名第六的三菱電氣，美國本土企業里最“爭氣”的通用電氣，僅僅排名第五。產業鏈、價值鏈的尖端部分，日本企業的身影越來越常見。

即便1991年日本地產泡沫破裂，經濟增速放緩，但其后的幾年里，也沒有多少人懷疑“日本制造”從“做大”走向“做強”的可能性。

1997年，一位中國學者在分析研判90年代美日產業競爭“美攻日守”的態勢后，非常自信地總結道：“目前美日綜合經濟實力競爭中的新態勢是相對的，暫時的，因而又是不穩固的。它非但不會終止美日的綜合國力競爭，相反只會使它們之間的矛盾和競爭不斷加劇。”

僅僅一年之后，作為美日產業競賽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觀察者，中國人卻有了全然不同的感受，在一篇名為《美日企業競爭力倒轉引人深思》的文章中，美國產業界已經成為“信息時代”變革毫無爭議的領導者，日本在這場圍繞未來產業制高點的戰略競爭中，敗局已然明朗。

甚至日本企業當年已經占據的產業“地盤”，在千禧年后也紛紛失守。

（過去二十年的財富五百錢企業國別勢力變遷）

2020年，財富500強榜單上的日本企業，已經從最初的111家“腰斬”至53家，在國際產業版圖上“勢力范圍”明顯萎縮。值得一提的是，擁有最多上榜企業的國家，也已經在這一年從美國換成了中國。

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同樣不難體驗到“日本制造”的凋零，除了汽車、數碼相機等零星品類之外，日本品牌的工業制成品已經越來越缺少能見度，由于產品競爭力每況愈下，日本知名電子電氣企業近年來紛紛剝離個人業務，退出終端消費品市場。

04

“前川報告是一個出色的報告”

1986年，由日銀前總裁，IBM公司特聘顧問前川春雄牽頭的特別咨詢小組—經濟構造調整研究會，發表了一份旨在解決美日貿易爭端的政策報告，即著名的前川報告，基本確立了其后日本經濟轉型對美妥協（國際協調）的總基調和擴大內需、開放市場的整體戰略，美國學界對此高度贊賞，“東亞研究教父”施樂伯（Robert Scalapino）稱贊其“是一個出色的報告，從中長期來看，對減少美日貿易順差會產生明顯作用”。

（作為時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特別咨詢團隊，前川春雄領銜的前川委員會，為日本應對美日貿易摩擦的總戰略進行了“定調”）

《前川報告》對美妥協的總基調，是日本制造業“由大變強”轉型的關鍵時刻犯下的戰略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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