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貿易談判團在北京只呆了兩天就匆匆離開，正如事先所預期的，美國一定會獅子大開口。既然談判存在較大分歧，若發生***，則一定會受損，如果妥協，同樣會受損。因此，必須調整內外政策，以減少因外部環境變差帶來的負面影響。隨著外部環境變得更加負面，可供選擇的路徑會越來越少，但反過來也有利于選準道路。

01

貿易紛爭有助于認清自己——中國經濟靠低端崛起

記得中美貿易紛爭剛起之時，不少人還盲目樂觀，說原來中國才是工業國，美國只是農業國，因為中國對美出口的主要是電子產品，而美國對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大豆。

隨著人們對中美貿易紛爭討論的深入，大家的信息對稱度不斷提高，中美貿易討論變成一場全民學習交流的難得機會。例如，美國商務部宣布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后，大家才意識到，原來國內全球級的超大企業由于未掌握核心技術而不堪一擊。

于是，自4月中旬至今，全國上下又在經歷一場關于芯片的科普教育。人們發現除了芯片材料、芯片加工等核心科技落后外，還有很多核心科技如高精度機床、超大型航空發動機、精密減速器、炭纖維技術等都被海外企業所壟斷。就連所有中國居民的身份證，都用的是日本富士施樂的進口設備印刷制作的。

事實其實很清楚了，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奇跡，主要靠低端崛起，即人口紅利、引進外資、出口加工和房地產等來推動，實現了經濟持續高增長。這與二戰之后崛起的日本、德國和韓國的路徑有所不同，這三個國家的崛起都是靠高端制造業，或者實現了從低端跨入高端的成功轉型。

如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美國是全球出口的絕對***。到了1973年，德國出口占全球份額達到11.6%，接近美國的全球份額，到1990年則達到12.2%，超過美國成為出口第一大國。日本出口占全球份額則在1986年達到9.9%，之后便快速回落。

數據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楊暢供圖

如果僅看上圖，會發現80年代之后中國出口占全球的份額大幅上升，氣勢如虹。2015年出口額占全球出口總額達到13.8%的峰值。盡管之后兩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高居全球之首。2017年美國出口的全球份額為8.7%，德國為8.2%，日本只有3.9%，而中國達到12.8%。

不過，中國實物出口中，加工貿易的比重較大，過去都要占到半壁江山，如今仍占46%。而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日本和德國，加工貿易比重應該很低。如果把加工貿易額去除的話，2017年中國一般貿易占全球出口貿易的比重只有6.9%。

數據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楊暢供圖

這意味著，如果單純以一般貿易出口額作比較，則美國和德國的出口額都要超過中國。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第一的國家，自身制造的商品出口額不及美國和德國，而美國制造業在GDP中占比只有12%，中國則要超過40%。

因此，中國經濟主要靠低端崛起，但即便在低端行業，也未能做強做大。例如，中國歷史上是全球出口茶葉最多的國家，如今，中國茶葉產量依然是全球第一，占全球茶葉產量的45%，但如今茶葉出口第一大國卻是肯尼亞。中國出口主要是綠茶，由于缺乏品牌溢價能力，茶葉出口均價卻連年下跌。

而且，中國迄今沒有出現一家具有國際知名的制茶企業。全球十大茶葉高端品牌中，印度和斯里蘭卡各有一家，中國卻沒有一家上榜。不僅制茶行業如此，作為歷史悠久的農業大國，在農林牧漁產業上幾乎都沒有全球性的知名企業。

我國雖然已經是包括紡織品、玩具、摩托車、彩電等上百種產品的全球生產和出口第一的國家，但面臨的問題卻是共同的——既缺乏核心技術，又未能形成強大的品牌。如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苗圩曾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對《中國制造2025》進行全面解讀時指出，在全球制造業的四級梯隊中，中國處于第三梯隊，而且這種格局在短時間內難有根本性改變。要成為制造強國至少要再努力30年。

有人把全球科技實力分為五個級別，中國僅僅處在第四級：

第一級屬于核心級，毫無疑問是美國；第二級屬于發達級，包括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第三級屬于登堂入室級，包括芬蘭、俄羅斯、意大利、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亞、挪威、韓國和捷克等中等發達國家。第四級為新興級，包括中國、印度，、西哥和南非等發展中國家。

最近《人民日報》再度發文強調中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暗示大家切不可狂妄自大，不惜一切代價去打***。通過這次中美貿易紛爭的全民討論，可以讓我們更深入地認清當前中國在全球所處的科技和經濟地位。

02

擴大內需——必然之路該如何走

盡管2017年中國出口增速已從負轉正，但仍未扭轉出口全球份額下降的趨勢。從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歷史案例看，12%的全球份額似乎很難長期維持。因此，今后中國出口增速可能很難超越全球總增速。但全球出口增速又是低于全球經濟的平均增速，這意味著今后中國出口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將變為常態。

既然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要減速，那么，今后更要走擴大內需之路。在4月下旬政治局會議的公報中，時隔三年重提擴大內需，引發市場對于下一步政策取向的關注。

擴大內需無非是兩種路徑，一是追加投資，二是擴大消費。投資主要分為三類，即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制造業投資，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基建投資持續高增長已經導致債務率過高，制造業投資面臨產能過剩的難題，而刺激房地產投資不是長久之計，且面臨泡沫破滅的風險。

有人認為，我國可以增加在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來拉動內需，這當然沒有錯。問題在于，中國經濟結構是以傳統經濟為主的，新舊動能轉換是長期過程，當前新舊之間大約是1比10的關系，增加新領域的投資固然是應該的，且目前新興產業投資增速已經很快了，如2017年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投資增速達到16%。

因此，我理解的當前及今后擴大內需的正確路徑，應該是擴大消費。盡管最近兩年來消費對GDP的貢獻有所上升，但主要原因是因為資本形成（通俗稱為投資）對GDP的貢獻下降而導致消費對GDP的貢獻相對上升。

數據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楊暢供圖

如果扣除通脹因素，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自2008年之后就開始下行。從過去五年中國的資本形成在GDP中的占比平均水平看，仍然超過40%。從全球范圍看，資本形成貢獻率超過中國的，只有四個國家：赤道幾內亞、阿爾及利亞、莫桑比克和不丹。

消費增速的下行背后，實際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的下行。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為7.3%，低于平均數增速的9%，遠低于名義GDP增速11%。由于中低收入階層是消費的主力，而這兩年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較快，這就意味著總消費增速的回落與消費升級升溫同時出現。

為何居民的收入差距會出現擴大趨勢呢？我覺得這與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轉型和房價上漲有關，前者使得IT、金融服務等高大上行業的從業人員薪資水平更快上升，后者則增加擁有多套房產者的財產性收入。

數據來源：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楊暢供圖

因此，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或福利水平，應是擴大消費的關鍵。從2018年第一季度的數據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已經回升至8.46%，與中位數比較接近，如果增長能夠持續，就意味著消費增速也有望回升。

但是，居民收入的增幅又與GDP增速相關，未來經濟增速下行是大趨勢，所以，不能期望居民收入增速有較大上升。因此，要擴大內需，最能立竿見影的工具就是減稅了。2017年我國稅收收入增速為8.7%，規模達到12.6萬億，其中營改增的退稅額達到9186億。

今年第一季度，全國稅收收入增速超過17%，幾乎是去年的兩倍，盡管一季度稅收超高增長有去年年末的緩征因素，但今年稅收增速維持在10%以上的概率仍很大。這說明，中國減稅仍有較大空間，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等。

此外，減稅應該與稅制改革結合起來，這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例如，2017年我國個稅收入總額不到1.2萬億，但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超過40萬億，即實際平均稅率不到3%，盡管個稅的最高級差稅率達到45%，說明征稅質量不高，難以對高收入階層進行有效征稅。美國個稅要占稅收總額近50%，我國則不到10%。

無法有效地向富裕階層征稅，也是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初提出個稅改革要從分類稅向以家庭為單位的綜合稅推進，這一口號已經喊了15年，但迄今未見動靜。如果能夠把嚴厲打擊偷漏稅、加速稅制改革和減稅政策結合起來，那么，國民收入再分配就會更加合理，貧富差距就會縮小，就能提高有效需求，擴大內需。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將繼續推進，機構精簡、財稅改革的空間還很大，如減少行政性財政支出、增加對低收入階層的福利等舉措，都能提高內需。2016年以來，解決產能過剩的主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減少供給；今后，應該更多從擴大有效需求出發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03

更加開放——只有融入全球經濟中才能強大

經濟社會從封閉到開放，才是中國過去40年實現高增長的重要因素。事實證明，越是開放的行業，該行業的企業的在全球的競爭力就越強，越是受保護的行業，該行業重點扶持企業的競爭力就越弱。如家電行業，中國充分開放，龍頭企業競爭力就大幅提升；汽車行業，正在走向開放，但開放度不是很充分，故國有車企的國際競爭力還是不夠強。

金融領域的開放度與實體經濟相比，開放度要低得多，盡管從市值看，不少金融企業在全球都是巨無霸，但國際業務收入的占比極低，故國際競爭力明顯偏弱。大量的資金流入到房地產或其他金融市場，潛在的金融風險也已經成為當前國內經濟的最大風險。

盡管中國的金融體量已經非常之大，但國際化程度卻非常低。如貨幣的持續超發，使得中國的貨幣規模全球第一，中國的M2余額比日美的M2之和還要多，但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在全球外匯儲備貨幣中的占比只有1.23%，美元則達到62.7%。

同樣，中國股票市場的市值總規模排名全球第二，但時至今日，才有部分股票被納入MSCI的新興市場指數中，且權重只占該指數的0.73%，也與中國的經濟地位和資本市場規模嚴重不匹配。這類現象實際上反映了市場過度保護問題。

好在中國近日已經宣布了金融業擴大開放的多項舉措，同時也提及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和人民幣國際化，這對于改善金融業的競爭環境是有利的。

對于中國而言，過去由于缺乏資金和技術，必須通過開放來引進外資和技術；如今，中國不僅出現了產能過剩，同時還出現了資本過剩。因為資本過剩，所以大量的錢在金融領域內空轉，大量的錢流向房地產，流向PE、VC領域，導致資產泡沫。因此，中國不僅需要輸出商品，還需要輸出資本。

對美國而言，由于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民粹主義勢力擴大，這也是特朗普當選總統的主要原因，因為他提出限制移民和保護貿易，他要讓美國再工業化。這就必然導致中美貿易出現了沖突。

如何來應對沖突呢？如果以***升級的方式來擴大沖突范圍，那么，中國受損面將更大，畢竟中國是貿易順差國。而且，不排除歐盟、日本等迫于美國壓力而成為美國的盟友與中國對立。

因此，我認為我國將采取克制的方式、有限的沖突來應對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同時，將實行降低關稅、增加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擴大進口等舉措，來贏得更多國家對中國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說，以開放來應對封閉，以全球化來應對逆全球化，以國際主義來應對民粹主義。除此之外，中國幾乎沒有更佳的路徑可以選擇。

當前中國不僅要應對“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而且還要為實現2035年還2050年的兩大目標而奮斗。在人口不斷老齡化的背景下，任務可謂非常艱巨，選擇機會也越來越小。因此，必須走更加對的路，”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