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1806年11月，在歐洲大陸所向披靡的拿破侖頒布“大陸封鎖令”：凡與大不列顛諸島的一切通商、通訊均禁止之。跨海無望的拿破侖相信，封鎖能從經濟上徹底卡死英國。

為對抗封鎖，英國鼓勵中立國走私，英國貨遂行銷歐陸，甚至大量進入法國。但交易成本也隨之大幅提高，歐洲各國苦不堪言。在封鎖令的催化下，反法同盟逐漸成形，拿破侖不得不遠征莫斯科，法蘭西第一帝國就此一步步走向覆滅。

孤立困守，還是建立統一戰線廣結同盟，一直決定著遏制與反遏制，圍剿與反圍剿的最終結局。

時代已變：半導體外企本土化進入下半場

近兩年，在日甚一日的自由貿易困境中，中國半導體市場出現了一種“美麗逆行”——海外半導體企業開始設立由中國大陸資本主導的合資企業，主動為中國大陸半導體企業補全供應鏈。譬如英國Arm、美國新思科技、美國SiFive等企業在大陸設立新型合資企業，取代之前在華分公司。新公司是內資主導、繼承了外企技術血脈、擁有知識產權、股權獨立的完整公司。

前些年，國人遺憾外企技術溢出低于預期，市場換不來技術。不承想新形勢竟然反逼出破局解藥。

01、供應鏈斷裂促成新模式

全球產業鏈割據的加劇，就連歐洲也開始擔憂其供應鏈的自主與安全。2020年底，歐盟17國簽署《歐洲處理器和半導體科技計劃聯合聲明》,計劃在未來兩三年內投入1450億歐元，推動歐盟半導體產業自主發展。

其實美國也開始追求芯片制造的自主可控，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NSCAI）認為，美國90%的芯片要進口，即使美國有強大的設計能力，如果沒有穩定的國內制造，也有很大風險。為此在剛剛過去的1月份，美國批準了一項國防法案，決定向美國芯片制造公司GlobalFoundries撥款250億美元，來確保美國芯片本土制造的安全。這意味著美國補強芯片生產能力將成為長期政策。

供應鏈屢屢被切斷的中國半導體市場，需要自主可控的供應鏈自不待言。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半導體市場，幾乎所有國際半導體公司都把中國視為最大、最具潛力，必須力保不失的客戶。

當全球各大市場主體都追求半導體自主供應鏈，意味著全球性半導體企業要在各大市場都配置一套備份產能，這就是所謂的供應鏈分叉。

嗅覺敏銳的企業意識到，外企本土化已經進入到下半場，誰能在中國市場更快找到新模式——既能適應政治管制，又符合商業邏輯，誰就更成功。

居于產業鏈的最前端Arm，在半導體產業鏈有著不輸于臺積電的顯赫地位。

處理器底層技術的開發難度和研發成本巨大，Arm對處理器底層技術進行精簡，向其他處理器設計商授權自己的設計方案，讓設計公司在Arm的基礎上快速設計出自己的CPU、SoC等芯片，大幅降低了移動端處理器的進入門檻。這種技術中立的打法，讓Arm獲得了95%以上的市場。

2016年高通在中國市場被反壟斷處罰，這讓Arm意識到在中國市占率過高，需要采取措施規避反壟斷風險。

Arm經過反復論證與籌備，2018年4月，中方投資人與Arm控股股東軟銀集團簽約成立合資公司——安謀中國，新公司由中方控股51%，外方持股49%。

這是近年來，半導體領域最重量級的本土化案例，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生態產生了戰略性影響。這也是中外合資的全新模式：安謀中國是Arm在中國市場的唯一通道，全權負責Arm產品在中國的授權和分銷；安謀中國獨立研發，獨立開拓市場；安謀中國繼續與Arm共享底層技術。

這種本來是應對反壟斷的新模式在貿易戰爆發后顯示出巨大價值。

02、從英國Arm到安謀中國

2019年5月15美國商務部發布華為禁令，相關海外科技公司相繼宣布與華為“斷交”，英國Arm也宣布遵從美國禁令，斷供華為。出人意料的是，安謀中國緊接著發表了針鋒相對的聲明，繼續供應華為。

原因不難解釋，華為是Arm的大客戶，但并非不可或缺。Arm是全球市占率第一的半導體設計IP供應商，華為的那部分市場可以由其他公司順勢填空，Arm的收益無非從這個口袋轉移到另一個口袋。

外企在法規不明確的混沌期，最安全的做法自然是“法無允許皆不為”，先停下來再說。這也是眾多國際公司在看到中國客戶被美國制裁之后的第一反應。

但華為是安謀中國最大的客戶，安謀中國承銷的Arm產品只限于中國市場，斷供華為等同斷絕安謀中國的生命線。此時安謀中國自然是“法無禁止皆可為”，一定要在第一時間找到規則的“緩沖區”繼續為華為服務。同樣的，這也是所有中國公司在看到客戶被美國制裁之后的第一反應。

美國政府對華為的禁令，禁止的是含美國知識產權超過25%的產品，Arm作為一家英國公司只要梳理清楚哪些產品含美率超標，哪些不超標，就可以有選擇的供應華為。但既然其他公司可以無縫填空，Arm何苦要頂著美國的壓力，去一項項核對產品含美率，做出力不討好的事？

但同樣出于利益考量，與華為有合約約束的安謀中國，必須爭取供貨華為，不僅僅為了華為，更是為了自己。

安謀中國向孫正義說明緣由，最終說服了Arm董事會繼續供貨華為。

2019年6月22日，孫正義在臺北的一場公開演講中澄清，Arm沒有終止與華為的合作伙伴關系，符合禁令要求的產品會繼續供應華為。這番話其實就是指安謀中國和華為的合作。

左起：Arm IPG事業部總裁Rene Haas，華為海思CIO刁焱秋，安謀中國執行董事長兼CEO吳雄昂

經過安謀中國與Arm、華為的溝通，火速推動Arm完成下一代架構IP的合規檢查，完成對華為下一代架構的授權。也就有了上面這張華為海思與Arm、安謀中國的合影。

這是華為進入實體名單之后少有的反轉，保證了華為理論上的設計能力。沒有Arm的本土化，這個反轉沒有任何可能，這是目前新合資模式最大的意義。

在此之外，安謀中國在幾個方面完成了從客場到主場的轉變：從之前的銷售主導，轉型為研發、銷售、運營并行的自主本土企業。

安謀中國的自研IP研發團隊，從2018年4月組建，目前已達300人。2020年有超過40家本土企業采用安謀中國的自研IP產品進行設計，有超過10個項目流片成功。

Arm在中國的營收數據也有很大改觀。安謀中國2018年作為合資公司成立時，營收約3億美元，占Arm全球營收約20%；據估算，2020年安謀中國營收應超過6億美元，占Arm全球營收提升至約28%。自設立以來，每年有30%-40%的增長；而這三年中Arm在各主要市場為零增長或負增長。

03、外企本土化潮

半導體外企新模式的出現，有貿易戰的推動，其底層邏輯更多的還是市場因素。早在2015年中國臺灣地區的力晶科技與合肥市政府合資設立合肥晶合集成電路公司（晶合），這是安徽的首個百億級半導體項目，也是安徽的首個12英寸晶圓代工廠。

力晶以技術入股的形式為晶合提供技術支撐，力晶占股41.29%，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40.75%，合肥芯屏占股17.95%，大陸資本控股。

這實際上是安謀模式的Foundry版本。

晶合于2017年實現量產，2020 年 7 月，晶合單月產能突破 2.5 萬片，成為手機顯示器驅動 IC 代工全球第一。由于需求旺盛，晶合出現產能緊張。晶合被資本青睞，美的等產業資本陸續入局。晶合可以說取得了第一步成功。

晶合達到這一步有兩個要素：一，合肥市政府為大股東，與外企的子公司相比，晶合更能獲得地方支持；企業上市和融資沒有任何限制；二，力晶擁有一定技術儲備，但在國際市場并非超一流公司，它有資本不足的短板。力晶在大陸本土化，有著背靠大樹做大做強的訴求。

基于以上兩點，二者一拍即合，開創了行業先河，在此之前的半導體領域，海外企業在大陸建廠幾乎全部為獨資，更不用說買斷技術和屈居小股東。

真正效仿效仿安謀模式的還有賽昉科技，其實與其說效仿還不如說是完全復制。

RISC-V是一種與Arm類似的新指令集架構，RISC-V采用開源模式。美國SiFive 公司由 RISC-V 發明者所創立，目前為規模最大的 RISC-V 商業化公司。

SiFive公司與中國資本合作，于2018年8月成立上海賽昉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賽昉），賽昉是完整獨立的公司。目前中國資本已經控制該公司超過80%的股份；賽昉是SiFive在中國唯一的銷售渠道，賽昉與SiFive有技術合作關系，如SiFive向賽昉提供RISC-V IP開發技術及硬件敏捷設計方法學等基礎技術 。賽昉也在中國做獨立的研發，其產品可以在全球銷售。賽昉與SiFive的關系，幾乎就是Arm與安謀中國的翻版。

甚至有些美國企業也開始模仿這種模式。全球EDA龍頭美國新思科技（Synopsys）于2018年、2019年在國內分別設立了芯思原和全芯智造兩家合資公司，前者主營芯片IP，本土資本持股80%；后者為EDA本土化公司，本土資本持股超過80%。

值得一提的是，新思科技在直接投資之外，還出現了泛新思科技的純內資公司。新思科技前高管王禮賓創立的EDA創新公司芯華章由紅杉、高瓴等參投，剛剛A輪獲得億級投資。成立于珠海的芯耀輝科技側重IP設計，其全球總裁安華，之前為新思科技全球研發副總裁。

諸如此類的公司還有很多，較為重磅的是，據悉美國模擬芯片巨頭ADI也有意采用安謀模式在中國發展。

其實即便沒有貿易戰，外企在中國也到了必須徹底改變的時候。中國市場太大，變化太快，外企的響應速度又太慢。中國企業對技術和經營模式的追逐日夜不息，這種快速響應的貼身服務，已成為中國公司的制勝法寶。

由此導致很多外企收入逐年下降，這種趨勢在科技含量降低的服務行業更早出現，它們也更早開始本土化。

以麥當勞為例，除了廚房里的生產工藝采用全球通用標準，其他環節大幅本土化。譬如在經營環節，麥當勞已將門店經營權由直營轉變為特許經。

新模式還有一個重要推手，近些年全球風險資本在對中國科技公司的投資中獲益豐厚，如外資在阿里、騰訊的投資獲益，遠大于外企在中國設立分公司的收益。在科創板設立之后，全球科技資本更加清晰地看到投資中國本土科技企業的變現前景。

如何快速孵化一個中國科技企業，沒有比海外科技公司將自己在中國快速本土化更高效的選擇了。

04、經驗與教訓

新合資模式有巨大價值，芯謀研究通過大量采訪和分析，總結了該模式的核心特征：

一，中方資本為大股東，在中國市場能夠提供更具競爭力的服務；參股外企在華營銷能力被大幅提高，相較本土化之前，公司更加主動，企業營收大幅提高；

二，原來外企分公司只是在中國的成本中心（cost center），新模式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股權架構和組織職能完整獨立，有真正的研發部門，有獨立開發高水平新產品的能力和意愿；

三，在中國積累很薄弱的領域，新公司在外企品牌的光環下也能夠迅速發展，無論人才招聘、市場開拓、企業治理、海外并購都大獲裨益，出現了此類新公司成立一兩年就在各方面超過純內資公司十幾年積累的現象

四，新公司擁有部分外企血統，此類公司在獲取本土企業認同時遇到挑戰，需要加強本地化，獲得國民認同和國民待遇。

既然是新模式，必然要遭遇試錯，Arm的本土化就有重大教訓。

在美國禁令以及資本市場諸多誘因之下，安謀中國與Arm之間出現分歧，最終釀成對立。2020年6月11日，Arm聯合中方股東厚樸投資，罷免安謀中國CEO。但次日，安謀中國發聲，因厚樸投資與安謀中國簽署有一致性行動協議，罷免程序不具合法性，Arm模式就此陷入漩渦。

不管風波具體因何而起，關鍵是公司股權架構出了問題。

外方設立新公司可以接受中方控股，但為了制衡，會引入第三方與本土管理團隊共同組成中方控股團隊，以此保證外企單一最大股東地位，第三方資本就成為關鍵。

當Arm董事會著眼長遠，樂見安謀中國快速發展乃至上市，就會對安謀中國充分放權。但是當Arm董事會著眼于短期資本回報，操作重大資本交易時，就會加緊對安謀中國的控制，放棄安謀中國的長遠發展，對其做有利于交易的改造。如何保證新模式公司的長期發展？這就要求第三方必須具有堅定看多、做多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價值觀，必須是長期綁定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利益共同體，這樣的新合資企業才能發展得更好。

05、新模式的遠大前程

拜登上臺為半導體產業環境回暖帶來些許希望，但基于半導體的重要性和戰略性，誰也不敢對此抱有太大期望。

令人振奮的是，在全球自由貿易退步，疫情肆虐之時，中國政府主動出擊，連續達成了RCEP與中歐投資協定，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外部環境。這意味著海外科技與中國的交流將會越來越便利，越來越頻繁。

1月24日華爾街日報刊文《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首選目的地》指出，根據聯合國24日公布的數據，2020年流入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減少49%，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新增外資的首選目的地。此前幾十年，美國一直是全球資本直接投資的首選目的地。

在此形勢下，用好安謀模式，中國可以快速孵化一批高水平的自主科技公司，建立泛歐亞主要經濟體的廣泛聯盟，將全球科技與中國市場牢牢綁定。

再進一步看，需求決定供給是經濟鐵律。當巨大的中國市場對先進技術保有持續、旺盛的需求，縱使有天羅地網，在強大需求的感召下，必然會有透網而過的供給。

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這是孔子對霸道和王道的闡釋，朱熹這樣注解，齊國急功好利，行霸道，國祚不久；魯國重禮崇義，行王道，必定長治久安。

這正是當今世界的寫照，美國在全球張揚科技霸權，達到了一些短期目的，迫使主體市場供應鏈分叉，但也為全球貿易體系帶來巨大的額外成本，這種有違自由貿易原則的倒行逆施，必定不能長久。中國通過自由貿易團結全球科技力量，以外企本土化為突破口，讓全球企業公民通過落戶中國，讓它們與中國深度融合，長期分享中國的發展紅利。這才是重禮崇義，近悅遠來的王道，必定能為中國半導體再造一條公允又安全的全球供應鏈，也能重新鑿穿東西，打通一條新的全球化通道。

“回顧歷史，開放合作是增強國際經貿活力的重要動力。立足當今，開放合作是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蘇的現實要求。放眼未來，開放合作是促進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時代要求。”

一言蔽之，王道必勝，霸道必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