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從一月初的爆發延續至今，全球所有幾乎大城市都經歷了封閉管理的坎坷道路。在《時代周刊》（Time）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一些評論人士針對新冠大流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超大城市”的時代是否已經結束？因為這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使得大城市密集的人口不再是一種提高生產力的優勢，而看起來像是一種巨大的威脅。

他們認為，隨著年輕人厭倦了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噩夢般的通勤，疫情可能最終會導致大批人離開城市，轉向遠程辦公，或離開城市回到小城市或鄉鎮社區。

無一幸免的人類大城市

除了美國這個“發達國家”外，如今的新冠肺炎疫情熱點，大多遍布在發展中國家。

在巴西，由于缺乏足夠的政府基礎設施，圣保羅和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只能自己組織醫療支援小隊;在哥倫比亞，隨著醫療系統的崩潰，民眾死亡率急劇上升;在孟買，針對貧民窟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超過一半的貧民窟民眾擁有 SARS-COV-2 抗體。

發展中國家的大城市，人口規模常常超過 1000 萬。廉價的勞動力和人口紅利，一直在保持著發展中國家大城市的經濟引擎運轉，即使大家都清楚，以快速城市化為重點的經濟模式，存在固有的缺陷。

馬尼拉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從 3 月中旬到 6 月初，馬尼拉經歷了為期三個月的疫情封鎖。之后，疫情好轉，政策放松，居民開始返回工作崗位。

然而，8 月初病例開始激增，馬尼拉政府被迫重新實施了封鎖措施。

可僅僅兩周后，這些措施就被廢除了，因為政府關門帶來的經濟陣痛開始顯現，馬尼拉的成年人失業率達到了創紀錄的 45．5%。

新加坡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恰好可以說明，即使是當今人類社會中最現代化的城市，在持續的新冠疫情面前，也變得脆弱起來。

今年 3 月的時候，新加坡還被譽為抗擊新冠疫情的典范，病例數很低，而且城市一直開放，直到發現病毒在城市的農民工宿舍里肆虐。

仔細翻閱數據，不難發現，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中，外來務工人員一直是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災區。

大城市并非人類社會的不是未來，而只是一個發展階段。因為停滯的農村經濟迫使人們遷往城市、大城市依靠廉價勞動力營造繁榮，這樣的模式并不長久。

“超大城市”的發展矛盾

對于發展中國家經濟體而言，大規模城市化，仍將是重點。因為將民眾從“生產力低下”的農村轉移到生產力更高的城市，而進行的城市化，被視為經濟發展的最佳工具。

近代史上的世界經濟增長主要集中在幾個超大明星城市：紐約、倫敦、東京、香港、巴黎，以及上海。比如，僅倫敦一個城市，就占英國經濟總量的 30%，人口的 13%，是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人口的8倍多。

但是，這種城市化發展模式，往往會導致更不穩定、更具有破壞性和更不平等的經濟。而大流行病使得這些城市潛在的不平等問題以及不可持續性暴露無遺。

一般而言，城市本地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對安全可靠，他們可以得到城市相關服務部門的服務和支持。然而，低收入城市群體則集中在雜貨店、發廊、餐館、酒吧工作，生活在城中村社區甚至貧民窟，但是，他們做著保障城市美好生活中十分重要的工作：送外賣、修理房屋、剪頭發、處理垃圾、維持交通系統運轉、清潔郊區、照看孩子、幫忙遛狗等等。

當疫情封鎖限制了人們外出的頻率，相關經濟形式也彰顯出了疲態。近幾個月來，這些低收入工人要么失去了生計，要么被迫冒著健康風險提供基本服務，因為他們沒有選擇在家工作或者不工作的權利。

甚至在大流行之前，這些低收入群體就已經在持續過著不穩定的生活。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迫使這些人居住在貧民窟或貧民窟的周邊社區。同時，城市的極速擴張也超出了基礎設施的承受能力，這意味著，配套基礎設施的建設往往無法趕上城市發展的速度。

這些社區的住房質量較差，受教育的機會更少，電力和清潔水供應不足，衛生條件差，交通擁堵，互聯網和移動信號無法正常快速的穩定連接，甚至連食物也極端匱乏。

在危機時期，如疫情大流行，這些工人甚至會被視為多余的威脅。非但得不到保護，還會被毫不客氣地驅逐出城市。比如在印度，疫情封鎖導致了大量臨時工返回他們在農村社區的家——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人口流動加劇了流行病的傳播。

此外，用于推動城市經濟的大量資源，對世界各地的農村社區也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和環境影響。城市污染和垃圾——從垃圾填埋場、到廢氣、再到臟水的處理——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農村社區。

即使城市真誠地努力改善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它們也往往忽視了對農村地區的傷害，但同時又享受著提供的廉價服務便利。

這也是英國脫歐、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意外當選美國總統，以及歐洲民粹主義崛起等現象背后的部分背景，因為，人類社會的有些事情，不能只看上流社會的聲音。

“超大城市”將何去何從？

無論流行性疾病驅動的去城市化是否會自行發生，我們都應該嘗試利用好這段時間，在城市和農村經濟之間創造可持續的平衡。

雖然遠程工作和其他數字技術的影響，可能不像其推廣者所說的那么大，但它們確實為降低大城市人口密度帶來了益處，并可能最終削弱大城市對白領工作者的吸引力。

超大城市將何去何從？《時代周刊》文章也提出了三項政策建議：

1，加大對農村地區的投資，使其成為更有吸引力的居住地。這不僅意味著要投資當地的教育系統和醫療保健服務，還包括有助于平衡大城市所擁有的重要軟實力的文化基礎設施。

2，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保護，使他們擁有更多的力量來迎接包括來自大公司的競爭。農村經濟依靠小企業生存，但經濟空心化，以及來自國內和全球企業的更大競爭，使它們無法生存。如果當地經濟缺乏活力，人們將紛紛遷往城市。

3，城鄉收入再分配。應該把從城市地區獲得的公共收入，用于解決城市給農村地區帶來的負擔。它還必須確保收入用于解決不平衡問題，無論是通過建設新的基礎設施，還是解決農村社區的一些外部成本，如地下水污染或耕地損失。

雖然大城市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永遠是有用且重要的，但它們已經變得越來越難以掌控。

雖然有些事情只有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環境中才能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對人口超過 500 萬的并且依舊在不斷增長的特大城市采取默許、不作為的態度。

即使各國可能不會再出現我們過去幾十年曾看到的極端城市化，但我們也不應該接受城市化是不可避免、而且完全有益的觀點。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重新考慮我們的城市該如何發展，思考城市如何讓生活更美好，甚至我們需要考慮，是否應該繼續把城市作為一個國家的全部中心。
責編A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