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容樂觀的市場環境和中美經貿摩擦升級的雙重背景下，中國產業鏈踏上了“南遷”之路。現如今，我們已經能夠看到有部分中國工廠在南亞或是東南亞的土地上建成，甚至一些工廠里，工人們已經開始有條不紊的作業。然而，這樣的場景其實并不普遍。

筆者觀察發現，其實絕大多數的企業在生產力向南亞以及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路途中都走得跌跌撞撞；受限于政策變化、市場環境、人文因素等多個方面的影響，使得落地一事遭遇重重考驗。

多變的政策因素

說到政策的變化，就不得不提起近幾年中國企業向印度遷徙的過程。

2014年5月，印度***莫迪正式上任后真正意義上開始對“印度制造”大力實施落實，讓當地原本各邦各自為政的商業政策逐漸整合，外商直投政策大幅度放開；也讓這個人口密度僅次于中國，又兼具有土地及勞動力資源的國家，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國內廠商前往。

然而到了2017年，中印邊境再次發生的對峙事件讓這一局面出現了變化。

根據一位當時正計劃在印度投資建廠的業內人士回憶：“當時與我們在同一時期有意在印度投資的廠商不在少數，有些企業都已經談到了選地的階段，正當整個計劃快要落成的時候，中印雙方的緊張局勢使得計劃擱淺。”

直到2018年10月，印度政府指出，為控制進口和提振盧比匯率將提高若干電子產品和通訊設備的進口關稅，這一政策的宣布促使一些國內廠商意動。尤其是在看到國內外不少智能手機品牌在當地銷量快速增長后，以智能手機供應鏈為代表的國內廠商再度開啟了“南遷”之路。

不過，事情依舊沒能按照預想當中順利進行。印度各個邦在招商政策上的多變性和差異性，給企業帶來了新的考驗。

在去年前往印度建廠的國內廠商向筆者透露：“一般的企業想在印度落地，基本上都會以一些協會或是客戶關系作為媒介促成這件事，如果僅僅是企業本身，沒有足夠大的規模和體量，那么與當地政府磋商的過程會相當漫長，中間可能就會出現很多變故。這樣一來，項目落成的時間也將會無限延長。”

2019年5月25日，印度總統科溫德正式任命莫迪為新***，同時要求莫迪提名新一屆聯邦政府內閣成員；長期致力于推動“印度制造”的莫迪成功連任，也驅動著各邦政府相關政策開始趨于統一。這對于中國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據了解，目前對中國廠商落地的優惠政策有包括物料、設備減免稅，固定資產最高25%投資返還，印花稅減免等政策。

不過就當前狀況了解，由于印度中央政府與各邦政府之間關于優惠實操對接的問題，雖然政策如此，但在申請兌現時存在較大的操作難度。與國內已經成熟和固定的優惠政策相比，政府窗口效率有待提升；對于部分優惠政策（例如固定資產投資返還），目前不少企業都還在申請過程中 。

有在當地建廠的業內人士指出，印度許多優惠政策的實際申請過程比較復雜，要求的資料多，即便申請成功，在政府兌現上也存在難度。

然而就在印度傳出莫迪***連任的好消息時，全球貿易戰的戰火也燒到了印度。

美國總統特朗普于當地時間2019年5月30日表示，將在6月5日結束對印度的優惠貿易政策待遇。

據了解，普惠制是世界上32個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給予的普遍的、非歧視的、非互惠的優惠關稅。有利于幫助受惠國際增加出口，促進工業化和經濟發展。印度官員對此表示，印度可能會對20多種美國商品征收更高的進口關稅。

可喜的是，現階段的56億美元印度輸美商品基本不包含手機等電子類產品，美印之間的貿易摩擦對中國手機產業鏈暫時沒構成什么影響。

不過伴隨美印雙方貿易摩擦升級，是否會給國內企業形成新的阻礙還是個未知數。

復雜的外界環境

市場環境同樣是決定產業的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在一些人口中，印度及一些東南亞國家都頗具成長潛質，但究其實際情況來看，就顯得這些觀點有些理想化。

眾所周知，早在“南遷”的勢頭剛剛興起時，“印度將成為下一個中國”就曾是當時最炙手可熱的論調之一。然而時至今日，不論是人口最大的印度，還是綜合國力快速增強的越南等國，距離中國這樣的制造強國似乎都還有著難以跨越的鴻溝。

除了政策方面影響外，復雜的外界環境也限制著這些國家產業發展的腳步；與此同時，還大大的拉長了當地形成供應鏈資源配套的周期。

筆者觀察發現，雖然以三星、小米為代表的一線終端廠商已經成功在印度市場占據一席之地，但品牌暢銷的產品長期是以中低價位為主。盡管印度官方宣稱，本國在2015至2018年間平均經濟增長率已高達7.2%，可從市場上反饋信息來看，發展中的印度市場對于消費電子的需求增速遠不及最初的中國市場。

這樣的局面，無疑給終端品牌形成了成本方面的壓力。

為了緩解自身壓力，品牌選擇通過驅動供應鏈廠商在印度當地實現生產；然而，制造業的崛起首先就是要保證交通、供水、供電等基礎設施穩定。

仍是在2014年，莫迪上臺后就設立了7條高鐵、3條準高鐵的建設計劃；同時，還要建設時速300公里的鐵路。然而在耗費了巨大人力物力的情況下，迄今為止全印度最快的鐵路仍是時速僅120公里的老孟買-艾哈邁達巴德鐵路。

回過頭看供水供電，盡管當地政府近幾年已經加大了這方面的投入和建設力度，但保障現有的生產和生活用水用電還是十分吃力，停水停電更是當地人司空見慣的事。除此之外，廉價勞動力的素質問題，社會秩序和行政管制問題，都是國內企業落地將要面臨的考驗。

有分析指出，對于印度這樣一個中等國家在沒有外力強力輸血的前提下，需要至少20年時間，在此期間還需要政策的延續性和沒有大的社會波瀾及經濟沖擊。

或許隨著近幾年企業對于印度建廠的向往和熱情逐漸被理智所取代，一些有意向“南遷”的企業開始將目光瞄準東南亞地區。近兩年，綜合國力快速增強的越南也逐漸成為中國企業“南遷”的另一個落腳點。2000年以后，隨著越南在政策上向外資投資設廠傾斜。相比大多數的東南亞國家，越南的經濟發展態勢、地理文化優勢和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讓其脫穎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欣欣向榮的景象背后隱藏的問題。

其實，比之國內產業鏈企業更早看到越南發展潛力的是南韓電子業的兩大巨頭——三星、LG。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加工制造業是越南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而韓國是越南最大的投資來源國。

不過，中國企業在越南落地的數量較少，整體規模遠不及日韓和越南當地的企業。一家在越南投資建廠的國內企業表示，“不僅是數量上不及別國，而且中國企業在越南并不團結，工業園區也不算成熟，這給我們獲取信息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為現在建廠的時間緊迫，來之前很多信息只能通過網上獲取。到了越南就發現，我們的信息與實際情況有很大出入。”

事實上，上述提到的現象，其實僅僅只是國內企業“南遷”路上遇到的一小部分問題，放眼當下，這些國家對中國企業落地形成的多方面因素都還存在不確定性。

雖然如此，但從一年更比一年多的中國企業落地數量，以及中國企業在當地逐步建立的供應體系來看，國內手機產業鏈的“生產力”向這些地區轉移的步伐仍在不斷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