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理想豐滿，現實骨感

***在70年代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過40 年的發展，我們進入了登月時代，GDP躍居世界第二，中國已經不再落后成為普遍的感受，“新四大發明”的提出更令國人自信心爆棚。

不料中興通訊因為美國一紙禁令就陷入“休克”，這猶如戳破了“皇帝的新衣”那樣令國人錯愕不已、捶胸頓足、搖頭嘆息。

反差就是動力。可以說，1990年海灣戰爭戰斧巡航導彈令國人震驚，喚醒了中國軍隊現代化。此次中興通訊如果能幫助國人客觀認清現實的骨感，這是改革的機遇。一味悲情呼吁“今夜我們都是中興人”，只會讓我們痛失“猛醒”的良機。

2

“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性

有人說，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沒有必要擁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全世界那么多國家，不都一樣是采購歐美日韓的核心技術嗎？

此言差矣。中國不一樣，美國只針對中國。

當前，第四次產業革命正當其時。回顧歷史，第一次產業革命幫助英國崛起為日不落帝國，第二、三次產業革命讓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因此，當前的第四次產業革命有很大概率幫助中國超越美國。這是中國的歷史性機遇。

中國的機遇就是美國的焦慮。新興大國崛起，原有的大國心里不爽，這是人性，“修昔底德陷阱”是必然的。

特朗普最初拋出貿易戰威脅，很多人以為是為了解決“貿易逆差”，但從301調查報告、對中國制造2025的指責和中興通訊事件來看，“貿易逆差”只是一個幌子，爭奪科技霸權才是真實目的。

3

核心在于建設創新體制

看不到自己的問題，是悲哀的。

但如果看到了問題，卻給出錯誤的解決方案，同樣是悲哀的。

筆者認為，中國搞核心科技是必要的，但千萬要記住以下幾點：

?美國頂尖的科技公司沒有一家是國企。原因很簡單，科技創新風險極高，而國企的體制卻是“風險厭惡型”的。當年中國通訊領域一度有四大巨頭：巨大中化(巨龍通信、大唐電信、中興通訊、華為技術的簡稱)。

1998年，華為銷售額89億，中興40億，巨龍30億，剛成立的大唐9億。如今，巨龍和大唐已經不見蹤影。而民企華為成了唯一的希望。

?產業保護只能“保護落后”。汽車產業是最為沉重的教訓。我們通過合資公司，“養肥了”上汽、北汽、東風、一汽、廣汽，但他們創新了嗎？真正有些創新的是吉利、比亞迪這些當年不被放在眼里的民企。

?我們的落后不僅是芯片，也不止是中興。從汽車到電腦、手機、電視、飛機，幾乎所有的核心科技都掌握在歐美日韓手中。

?搞核心科技，不是靠政府“高度重視”、“加大投入”就能解決的。關鍵是體制機制，不然就是浪費錢財。

?“魚”不如“漁”。關鍵要學會創新的體制機制，而非某一項技術、產品。

因此，我們必須搞清這樣一個問題：美國究竟是什么樣的體制機制成就了源源不斷的核心科技？

4

里根革命

美國的創新之路并非從一開始就就那么順利。美國真正走上創新的康莊大道始于里根。里根因此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美國總統。

在里根之前，美國經歷了野蠻發展的鍍金時代、大蕭條、二戰，在羅斯福的推動下，凱恩斯主義大行其道，美國政府越變越大。70年代的中東戰爭，令“車輪上的國度”美國陷入“滯脹”的泥坑。

在學界、政界、企業家都充滿迷茫的時候，偉人登場了。演員出身的里根沒有學過經濟學，但他有驚人的直覺和判斷力，深諳國家強盛的根本。里根在1981年的就職演講中說道：

政府從來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本身就是問題所在。

這句話引發了美國的思想革命，幫助美國重回正軌，“里根－撒切爾”組合也在80年代引領了全球范圍內的思想革命。

里根這句話，翻譯成中國式表達，就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那句：

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里根知行合一，果斷采取四大改革：

?大規模減稅，稅率降低30％

?大幅度減少政府管制，推動自由化（deregulation）

?大幅度減少政府投資，告別凱恩斯主義

?堅決控制貨幣超發

所謂里根革命，其本質就是給企業減負松綁，激活“企業家精神”。

“小政府，大社會”，這是美國創新的制度根基。

美國創新從此一發不可收拾。民主黨總統奧巴馬這樣評價共和黨總統里根：

里根是在以尼克松、克林頓無法辦到的方式改變了美國的發展軌跡。他直截了當地觸及到了大眾期盼的透明和樂觀主義。

5

美國的 3 大秘密

細看美國的高科技公司，最具代表性的是硅谷模式。幾個年輕人在自家車庫里折騰，居然成就了英特爾、惠普、微軟、思科、蘋果、谷歌一個個科技奇跡。

除了“小政府、大社會”這一制度根基，美國創新奇跡背后是三大底層因素，也是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的地方：

自由的教育

當今幾乎所有的頂尖大學均被美國囊括，美國一個國家的諾獎得主占全球超過1/3。僅哈佛大學一所學校諾獎得主就高達151人，超過了排名第二的國家英國。

自由，是美國大學的靈魂，也讓美國大學在吸引人才方面進入了良性循環。2015年，哈佛校長福斯特在清華演講時說得掏心掏肺：

新知識來自無盡的探討、辯論、思考和一種懷疑精神。每條道路都可能通向新的答案。因此，大學應該是任何一個題目、任何一個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的地方。大學必須培養這種討論，因為唯有在自由的思想探索中才能有新發現。這些才是世界最好學府的核心標志和共同價值。

中國呢？

馬云說：

杭州師范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大學。

錢穎一說：

如果一個國家，教育只是致力于灌輸知識，而不注重于培養能力，特別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那么，這個國家可以在經濟發展的追趕階段表現出色，但很難進入引領世界的地位。據說去年有幾位來訪的美國大學校長與我國教育界高層領導會見，當被問到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中表現的優缺點時，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了“基礎知識好，但缺乏批判性思維能力”。

在此，筆者呼吁落實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大學去行政化”，讓教育回歸本源。

自由的資本市場

偉大的企業起步于渺小。創業之初，資金是最大的障礙。美國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

美國硅谷擁有極為活躍的風投機構，成為創新的助推者。企業成長到一定階段，進行IPO，風投套現然后去投資更多的初創企業。已經上市的公司則利用資本市場的融資機制和激勵機制茁壯成長，人才和資金問題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美國頂級的科技公司幾乎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這一切背后的關鍵是：

IPO是自由的而非審批的，監管是嚴格的而非縱容的。

反觀中國資本市場，長期受制于IPO審批制和“搔癢式”監管，資本市場孵化的不是創新公司，而是“樂視”、“綠大地”、“萬福生科”，是業績變臉、高位套現，創業板淪為“套現板”。

中國證監會邀請“獨角獸”回歸A股，固然是進步。但是真正值錢的是“未來的獨角獸”，這絕對不是靠證監會能選美選出來的！

IPO注冊制改革，對于創新創業太重要了。

法治與契約精神

創新是高風險的事業，但依然吸引無數精英前赴后繼，是因為一旦成功就可以獲得億萬身價，甚至成為世界級富豪。

因此，從激勵的角度看，有兩個關鍵：知識產權保護和企業家財產權的保護。

法治的背后是契約精神。

下面這個故事生動告訴我們，法治和契約精神是如何煉成的：

?1797年7月15日，一個年僅5歲的孩子不幸墜崖身亡，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絕，便在落崖處給孩子修建了一座墳墓。

?后因家道衰落，孩子的父親不得不轉讓這片土地，他對新主人提出了一個特殊要求：把孩子墳墓作為土地的一部分永遠保留。新主人同意了這個條件，并把它寫進了契約。100 年過去后，這片土地輾轉賣給了許多買家，但孩子的墳墓仍然留在那里。

?1897 年，這塊土地被選為總統格蘭特將軍的陵園，格蘭特在南北戰爭時期擔任北方軍統帥。孩子的墳墓離美國18屆總統格蘭特陵墓只有不到100米。然而，孩子的墳墓非但沒有因為要建設總統的陵園被挪走，反而被完整的保留了下來，成了格蘭特陵墓的鄰居。

?1997 年7月，格蘭特將軍陵墓建成100周年時，當時的紐約市長來到這里，在緬懷格蘭特將軍的同時，重新修整了孩子的墳墓，并親自撰寫了孩子墓地的故事，讓它世世代代流傳下去。

這段故事特別令人震撼，原因有三：

1.土地被多次轉讓，但沒有一個人違背最初的契約；

2.契約的約束不因時間的流失而被淡化，百年如初；

3.即使是美國總統、美國政府，也毫無例外，必須尊重這樣一個簡單的民事契約。

契約精神之所以是市場經濟的精神內核，在于其與法治文明的同生共亡。如果契約不被遵守，法治從何談起？

易中天說過，“國人拼血緣，西方人拼契約。”現代文明是陌生人的社會，隨著市場經濟范圍的擴大，人與人的交易關系只能建立在契約之上。

越落后的地方，越是熟人型、關系型社會。越發達的地方，越是陌生人型社會。能否借助契約精神升級到不必依賴“關系”的陌生人社會，是市場經濟成熟的標志。

一個社會能否建立契約精神，首先看政府，因為政府握有權力，是強勢的一方。政府違背一次契約，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是不可估量的；假如政府始終恪守契約，民間力量誰又敢不尊重契約呢？

政府心中無賊，則天下無賊。

中國呢？企業家受了委屈，居然不敢去法院。只能像毛振華怒懟亞布力管委會、黃鳴怒懟德州市委書記那樣在風中哭泣。

6

我們真正的短板

在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的鉗制之下，中國應有危機感。但這種危機感的出口不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宣泄，而是冷靜反思，知恥而后勇。

我們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們真正值得焦慮的不是芯片，而是企業家精神的土壤。如果我們只盯著芯片，等我們搞出了芯片，科技一日千里，美國不知要搞出多少個我們看不懂的核心科技。

記住：我們真正的短板是：政府審批、教育體系、金融市場、契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