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是指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基礎和支撐的環境總和，包括生產要素、數字基礎設施、供給環境和需求環境等。其內涵從企業主體營商環境延伸到經濟發展大環境，是一個復雜系統。在宏觀層面，除傳統要素之外，需投入更多新要素，如數據要素、數字技術、數字基礎設施等;在中觀層面，數字經濟發展推動新技術新模式涌現，使政府面臨的政策及監管議題不斷更新;在微觀層面，與傳統企業相比，數字企業的生命周期和經營成本也已發生巨大變化。

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持續優化，區域發展路徑各有特色

我國高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2022年11月，***總書記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期待同各方一道營造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數字經濟發展環境。2023年8月，李強總理在主持國務院第三次專題學習中指出，數字經濟發展離不開良好的環境。優化發展環境對于塑造我國數字經濟優勢、推動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數字經濟供給環境持續改善

一是數字營商環境持續優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我國是近年來全球優化營商環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經濟體之一，營商環境的持續優化促進數字經濟企業活力不斷提升。二是數字經濟頂層設計更加完備。《“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等頂層設計陸續發布實施，國家數據局掛牌成立，統籌推進數字中國、數字經濟、數字社會規劃和建設等工作。三是數字經濟企業政策優惠力度加大。專項政策向數字經濟傾斜，鼓勵企業加大數字研發投入、開展智能化技術改造等。四是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加快完善。《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等法律法規相繼施行，圍繞互聯網、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部門規章先后出臺，進一步明確相關經營主體責任和行為規范。

數字經濟需求環境持續改善

一是居民消費能力不斷增強。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2013—2022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達6.14%，居民購買能力和消費水平不斷提高。二是全民數字素養不斷提升。根據工信部數據，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達75.6%，人均擁有智能手機數量超1部，數字技術帶來普惠的生產生活便利。三是數字消費發展水平持續提升。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過去5年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比重從15.8%提高到27.2%。央行數據顯示，我國移動支付普及率已達86%，居世界領先水平。四是數字經濟新模式被廣泛接受。在線教育、在線醫療、在線文娛等“互聯網+社會服務”新模式，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廳等新零售業態，智慧停車、無人駕駛出租車等新型數字化出行服務，社交電商、網絡直播等新個體經濟被廣泛接受。

數字經濟基礎設施環境持續改善

一是信息通信網絡建設加速。我國已經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纖和移動寬帶網絡，根據工信部數據，截至2023年10月末，5G基站總數達321.5萬個，全球占比超60%，全國110個城市建成千兆城市。2013—2023年，全國國家級互聯網骨干直聯點總數達到26個，遍布25個省區市，四家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流量與客戶數量均不斷攀升，網絡架構進一步優化。二是算力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步伐。“東數西算”工程進一步深入實施，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基本構建。根據工信部數據，截至2022年底，我國存儲能力總規模超過1000EB，算力總規模達到180百億億次、秒（EFLOPS），位居全球第二。數據中心綠色低碳水平進一步提升，根據《中國數字化綠色化協同轉型發展進程報告（2023）》數據，2022年我國數據中心平均電能利用效率（PUE）為1.49，其中大型超大型數據中心平均PUE為1.39，中小型數據中心平均PUE為1.80，能效進一步提升。

數字經濟要素環境持續改善

一是數字技術創新能力持續提升。非新無以為進，在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領域，我國已躋身全球創新第一梯隊;信息領域研究前沿核心論文份額和施引論文被引頻次份額位居世界第二，計算機科學論文被引次數持續位列世界第一;5G技術、產業、網絡、應用全面領先，相關發明專利、PCT國際專利申請量躍居全球首位。二是企業研發主體地位不斷強化。根據科技部數據，我國高新技術企業從2012年的3.9萬家增長至2022年的40萬家，科技型中小企業達到45.4萬家，企業研發投入占全社會研發投入已超過四分之三，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企業參加或牽頭的占比已接近80%，越來越多的企業成為創新主力軍。三是數據要素市場體系初步建立。數據基礎制度體系不斷完善，《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的出臺，標志著數據基礎制度體系“四梁八柱”初步建立，數據供給、流通和開發利用水平不斷提升，數據新型生產要素價值釋放取得新突破。

區域優化路徑各有特色

由于我國不同區域在要素稟賦、發展程度、供需環境、制度建設等方面存在差異，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的優化路徑也存在較大差異。基于大量的區域優化路徑案例研究，并參考數字經濟發展環境指數評價體系，筆者總結出四條優化路徑，分別為“綜合環境優化路徑”“軟環境優化路徑”“硬環境優化路徑”“新要素環境優化路徑”。

“綜合環境優化路徑”是指在供給環境、需求環境、數字基礎設施環境、要素環境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現，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具有綜合優勢，如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一線城市。“軟環境優化路徑”是指城市在為數字經濟發展打造供需環境具有顯著優勢，與當地經濟基礎和開放程度息息相關，典型城市如杭州、成都、重慶、浙江寧波等。“硬環境優化路徑”是指城市在為數字經濟發展建設的網絡、算力等數字基礎設施環境具有顯著優勢，與國家重大政策紅利，當地區位優勢、資源優勢、能源消納等密切相關，典型城市如貴陽、呼和浩特、蘭州、銀川等。“新要素環境優化路徑”是指城市在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所需的數據、技術和人力三個關鍵要素上具有顯著優勢，與當地教育水平和文化底蘊密不可分，典型城市如南京、天津、武漢、西安等。

建議我國不同區域在選擇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優化路徑時，一是對標領先地區，參考具備相似發展環境特點的領先城市，堅持“向先進看齊、以典型為范”的原則，開展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對標行動;二是找準地區定位，發揮各地的比較優勢，堅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原則，進一步明確區域數字經濟發展環境特色優化路徑;三是加強政府引導、組織領導，完善“評價與優化對齊”的制度保障，打造“數字經濟發展環境試點示范城市”，激發各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的最大潛力，從而保障我國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