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國之命脈。

這一枚小小的金屬，竟卡住了我國無數尖端行業的咽喉，成了科技巨頭們的阿喀琉斯之踵。

2021年，重磅推出《芯征程》系列產業觀察。本系列將對半導體產業上下游進行一次全方位的深度研究，包括不斷突破摩爾定律極限的制造巨頭、設備供應商、材料供應商、以及芯片設計企業。希望我們的內容能夠為飽受“缺芯”困擾的中國產業界提供一些借鑒與參考。

這是《芯征程》系列的第一篇，Enjoy。

從2010年拿出首款自研手機芯片A4開始，圍繞著蘋果芯片實力的爭議始終未曾間斷。

事實上，在過去30年間，蘋果已經通過一系列的自研、并購，甚至是打壓、挖角、“威逼利誘”，打造出一個極其強大的芯片帝國。

他們中，既有名聲大噪的傳奇工程師，又有重金挖來的競品同行，還有一眾低調、神秘、卻手握幾十項半導體頂尖專利的隱藏大神——比如陳宗健，這位1984年的高考狀元，現任蘋果公司副總裁，也是蘋果總部少見的華人高管。

而串聯起他們的，則是半導體產業80年代的教父級人物、低功耗處理器領域的產業泰斗——Daniel Dobberpuhl。他所帶領的團隊創下了非上市芯片公司被收購的天價記錄——20.4億美元。這一紀錄已經保持了20年，至今未有人超越。

而蘋果芯片的操盤手，則是那個硅谷職位最高的以色列人，Johny Srouji。這位16歲就失去父親的基督徒溫和、低調，卻對芯片工程團隊有著近乎“變態”的嚴苛標準，并通過一系列研發控制與項目并購，得到了庫克的絕對信任。

這樣的傳奇人物，在蘋果芯片部門還有很多很多。他們就像電影《教父》中的柯里昂家族一樣，低調、神秘、沉著而隱忍；即便在老首領去世后也未曾失去方向，堅定不移地踐行著喬布斯當年的路線，最終，建立起一個龐大的芯片帝國。

跟所有偉大的故事一樣，蘋果芯片帝國的成功，始于一次失敗。

一、三十年前的慘敗

1985年，喬布斯被迫出走蘋果，時任CEO的John Sculley（約翰·斯庫利）立即開始了對蘋果公司的重組計劃，其中就包括成立一個高新技術小組（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ATG），專門負責探索革命性的高新技術。

而蘋果的第一次“造芯”嘗試，就始于ATG。

在那幾年里，隨著喬布斯時代遺留的各產品線“山頭”被逐一拆解，原本混亂的開發流程走向規整，倉儲、物流、供應商系統也逐步步入正軌，一切都是那么的欣欣向榮。

1988年，蘋果年度營收飆升至40.7億美元，利潤超過4億美元，是1986年的兩倍。

然而，在這份光鮮亮麗的財務數據之下，是潛伏已久的產品危機。

隨著喬布斯的離開，蘋果的產品創新陷入了停滯。這三年間，蘋果沒有拿出任何一款革命性的新產品/新技術，一直在對1984年喬布斯主導的Macintosh電腦項目進行修修補補。

對于蘋果這樣一家硅谷公司而言，失去了技術領先性，無異于為自身的毀滅開啟了倒計時。

為了挽救這一局面，John Sculley最終將目光放在了芯片上。

蘋果在1984年發布的Macintosh個人電腦中搭載了摩托羅拉68000系列處理器，這是史上最早使用32位指令集的處理器之一，集成了6萬8千顆晶體管，是同時代英特爾8086產品的兩倍，其性能可以稱得上是業內頂尖。

可是，在此后的幾年里，隨著SUN、DEC、英特爾等玩家相繼拿出性能更強的處理器產品，摩托羅拉的芯片開發進度一再落后，修修補補的Macintosh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為了保持產品領先，蘋果最終決定，自己造芯片。而這一重任，落在了蘋果高新技術小組ATG的頭上。

倉促之間，蘋果的“水瓶座（Aquarius）”項目上馬了。

“水瓶座”由蘋果與AT&T微電子部聯合開發，由蘋果設計主要芯片架構，AT&T微電子部負責生產制造。

這是一顆“非主流”的四核RISC處理器，蘋果大膽地采用了了無高速緩存（Cache）設計，只保留很少的片上內存，由軟件管理存儲。

這款并不符合技術發展路徑的芯片設計遭到了蘋果內部少數處理器科學家的反對，卻得到了以CEO為首的一眾管理層的支持。

當時、芯片部門甚至花1500萬美元買了一臺Cray超級計算機，以滿足芯片團隊的開發需要。（根據廣義貨幣M2與匯率換算，80年代的1500萬美元相當于現在超過5億人民幣）

“水瓶座”失敗的首要原因，是蘋果缺少懂芯片的負責人。

事實上，當水瓶座”項目的負責人（一位名為Sam Holland的年輕工程師）提出無Cache概念的時候，編譯器設計團隊對此的回復是“瘋了”。

隨著水瓶座項目一再受挫，在燒光了上千萬美元卻始終無法拿出可落地的項目后，1989年，蘋果不得不叫停了水瓶座芯片項目，解散了相關團隊。

這一舉動不僅讓蘋果內部大受打擊，更是把蘋果的合作伙伴AT&T微電子部推進了坑里。

彼時AT&T集團剛剛經歷了美國歷史上最受關注的反壟斷分拆重組案，可謂元氣大傷，如今與蘋果合作開發的水瓶座項目也宣告失敗，幾百萬美元的研發費用打了水漂。

根據蘋果元老級人物Allen Baum回憶，當時，AT&T微電子的項目負責人氣急敗壞地沖到蘋果公司里，要求蘋果支付聯合開發的研發費用。蘋果拒絕了。

事實上，AT&T與蘋果聯合開發的芯片不止“水瓶座”這一款，在蘋果的“牛頓（Newton）”掌上電腦項目中，AT&T同樣在與蘋果聯合開發“霍比特人（Hobbit）”芯片，這是一款主打低功耗、高性能的CRISP架構芯片，支持手寫識別、觸控屏等功能。

在AT&T和蘋果鬧掰了之后，“牛頓”掌上電腦最終也沒有選擇AT&T的霍比特芯片，而是將目光投向了新玩家ARM。

失去了蘋果作為合作伙伴的支持，AT&T的霍比特芯片在推出后始終反響平平，該產品線在1994年被正式關停。

要記住，這不是蘋果最后一次“坑”它的芯片合作伙伴，歷史還會在P.A.Semi與Intrinsity上重演。

“水瓶座”的失利并沒有讓蘋果死心，1990年，蘋果聯合了IBM、摩托羅拉，結成了當年個人電腦產業界最受人關注的AIM聯盟（Apple、IBM、Motorola），并于1991年正式宣布PowerPC芯片架構的誕生。

這是一款基于IBM Power的精簡版RISC芯片架構，它繼承了IBM高端服務器工作站的強大計算性能，與摩托羅拉的頂尖芯片技術儲備。

然而，這款架構固然強大，卻并不符合個人電腦在90年代快速往輕、薄、便攜化的發展方向。超高性能帶來的是超高的功耗，再加上開發工具的缺失、昂貴的產品價格，這款承載了重重光環的新架構，市場并不買賬。

在此后的十幾年時間里，除了蘋果和少數游戲主機玩家之外，沒有任何主流電腦玩家采用了PowerPC架構。

二、“教父”Dobberpuhl

此時，蘋果芯片帝國的另一個靈魂人物，出場了。

當喬布斯還是個18歲的懵懂少年時，P.A.Semi的創始人Daniel Dobberpuhl就已經在GE集成電路實驗室里做芯片了。

1976年，31歲的Dobberpuhl加入了電子領域的傳奇巨頭DEC公司，參與領導開發了盛極一時的高性能芯片架構Alpha。

1995年，Dobberpuhl作為DEC公司在硅谷地區的研發中心負責人，聯合了ARM公司，開始著手打造StrongARM項目，力求將Alpha芯片的高性能與ARM芯片的低功耗優勢結合，設計出一款更強、更快、更輕便的芯片。

Dobberpuhl是幸運的。在那個風云激蕩的八九十年代，芯片架構百花齊放，DEC的硅谷研發中心里匯集了一大批半導體產業頂尖人才，再加上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半導體桂冠學府的“加持”，無數心懷創新的年輕人摩拳擦掌，前赴后繼地投身到芯片大潮當中。

與美國東海岸充盈著的金融精英文化不同，硅谷深受“改變世界”的觀念影響，是個工程師氛圍濃厚的地方。

在這樣的背景下，傳奇工程師Dobberpuhl就像一位搖滾明星，身邊逐漸聚攏起了一大批忠心的支持者，他們既是“粉絲”，也是頂尖的芯片工程師。

隨著1997年StrongARM項目被英特爾并購，時年52歲的Dobberpuhl沒有選擇留在英特爾“養老”，而是帶領著這群年輕的半導體精英們離開大廠，創建了一家名為SiByte的芯片公司。

在SiByte成立僅僅三年后，博通就開出了20.4億美元的天價，收購這家還不足120人的創業公司，創下了非上市芯片的收購記錄。

三、崩潰邊緣與一線生機

與Dobberpuhl的順風順水不同，步入90年代，蘋果的處境日益艱難。

在個人電腦市場，蘋果已經與Wintel（微軟+英特爾+PC廠商）結成的聯盟廝殺得昏天黑地，新興玩家不斷蠶食著蘋果的市場份額；

在新興市場，蘋果斥巨資打造的“牛頓”掌上電腦市場反響平平，一眾失敗的項目與高昂的研發費用逐漸將公司推向了崩潰的邊緣。

1997年，在危機重重之下，喬布斯終于被請了回來。可迎接他的，卻是一個瀕臨破產邊緣的爛攤子。

當時，蘋果的賬面現金甚至只夠維持3個月。

喬布斯一上來就解散了高新技術小組（ATG），并且大刀闊斧地砍掉無數產品線，將350款產品型號直接砍剩10款，重新定義了產品方向，并大幅縮減了無關支出。

這些方向是對的， 可要挽救蘋果這樣一個巨人，喬布斯還需要更多的錢、更多的時間。

而為他贏得這寶貴的喘息之機的，不是別人，正是ARM。

雖然“親兒子”PowerPC并未得到市場認可，可邊緣項目ARM卻如同水泥縫中的一顆種子，展現出比任何一株溫室花朵都要更為旺盛的生命力。

80年代末，Acorn公司研發出了Acorn RISC Machine芯片架構，它就是日后風靡全球手機芯片屆的ARM架構前身。

這一架構憑借其超高的能耗比、精簡而“優雅”的指令集、以及更小的芯片體積而廣受業內關注。

Acorn公司同樣是80年代個人電腦領域的先行玩家，相當于英國版的蘋果公司。雙方的合作可以追溯到80年代，在蘋果與AT&T鬧翻之后，蘋果的“牛頓”掌上電腦最終選擇了ARM芯片。

與蘋果一樣，Acorn同樣被芯片研發的巨大資金投入所困擾著——只開發一款芯片是沒有意義的，一旦你進入了這個行業，你就必須跟隨摩爾定律不斷砸錢，做出更強的芯片。

為了分擔研發費用，1990年，蘋果、Acorn、以及合作伙伴VLSI公司聯合起來，將ARM架構從Acorn中獨立出來，正式成立了ARM公司。

在ARM項目里，蘋果投資了300萬美金，占股約40%。蘋果的芯片工程師也來到了英國劍橋的ARM總部，與他們合作開發，并向業內公開授權其芯片架構。

誰也沒有想到，ARM就這樣爆發了。

電子市場對于低功耗芯片產品的爆發式需求，再加上ARM并不昂貴的授權費用，吸引了整個產業的目光。

1998年，ARM成功上市，股價一度暴漲，而到了2002年，ARM架構芯片的出貨量則更是突破了10億大關，成為市場上最收歡迎的芯片架構之一。

而在喬布斯回歸的頭5年里，在蘋果勒緊褲腰帶也入不敷出的年份里，喬布斯陸續賣出了蘋果對ARM的持股，原來的300萬美元持股已經換成了11億的流動資金，解了蘋果的燃眉之急，也為喬布斯挽救蘋果之路爭取了時間。

更為最重要的是，ARM從此奠定了蘋果芯片帝國的地基。

從那以后，ARM成為了蘋果最忠實的伙伴。從2010年發布第一塊自研A4芯片開始，蘋果陸續將自家所有芯片都換成了ARM架構，包括蘋果在2020年發布的、“吊打英特爾”的自研電腦芯片——M1。

彼時的蘋果，憑借著ARM的輸血與一連串的產品創新，終于慢慢恢復元氣，重新振作起來。

經此一役，脫胎換骨的喬布斯徹底認清了控制芯片的重要性，卻也從Sculley的失敗中看見了芯片自研的難度之大。

收購，成了唯一出路。

四、蘋果又把人給坑了

另一邊，在被博通收購后不到兩年，2003年，不甘平靜的Dobberpuhl再度出山，創辦了P.A.Semi公司，主打高性能低功耗芯片架構。

而那些SiByte的跟隨者們同樣放棄了博通的職位，選擇加入P.A.Semi。

P.A.Semi的產品從一開始就是沖著蘋果去的。據當時的媒體報道，P.A.Semi在2005年發布的首款產品——基于PowerPC架構的“PWRficient”芯片——就是得到了喬布斯的首肯之下專門為蘋果開發的。

這是一款基于PowerPC架構的雙核微處理器，其2Ghz的標準功耗最高僅為13W，遠遠低于同類英特爾產品的20-25W，簡直是為蘋果量身打造。

事實上，P.A.Semi團隊與蘋果的淵源由來已久。早在1997年，蘋果的“牛頓”電腦升級版MessagePad 2000中就搭載了由Dobberpuhl主導開發的StrongARM芯片。

然而，此時的蘋果卻做出了個令Dobberpuhl意外的決定——轉投英特爾的懷抱。

據業內傳言，喬布斯的這項決定讓Dobberpuhl“非常惱火”，P.A.Semi為這塊芯片投入了上千萬美元的研發費用，作為PowerPC的最后一個大玩家，蘋果的拒絕幾乎意味著這些研發費用打了水漂。

也有產業人士表示，喬布斯是故意“坑”了P.A.Semi一把——蘋果早就看上了這家公司的技術，奈何當時的P.A.Semi估值太高，只能拖上一拖。

無論如何，3年后的2008年，靠著iPod與iPhone項目的陸續回血，錢包再次鼓起來的蘋果終于宣布以2.7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P.A.Semi。

據福布斯報道，為了促成這筆交易，喬布斯甚至親自把年過花甲的Dobberpuhl請到了自己家中，進行收購商討。

五、首批芯片“正規軍”

收購成功后，P.A.Semi的150人芯片團隊全數歸于蘋果，成為蘋果有史以來第一支芯片研發“正規軍”。

他們之中，既有硅谷傳奇Jim Keller、A13背后功臣Sribalan Santhanam、Dan Murray、Amit Chandra等等，還有一個中文名——陳宗健。

硅谷芯片大神Jim Keller不用介紹了，這位享譽電子產業江湖的芯片架構大師，頂著本科學位叱咤硅谷，幾乎靠一己之力扛起了重振AMD的大旗，個人名言：“我這個人沒什么太大成就，只不過你們用過最好的CPU，都是我設計的。”

Sribalan Santhanam則被譽為蘋果A13背后的功臣，這位行事低調的印度人是首個被蘋果推到臺前的芯片工程師，在iPhone 11發布會現場，他代表蘋果芯片團隊上臺介紹新一代A13的性能飛躍。

而陳宗健的經歷則更是傳奇。從小就是少年天才的他在1984年以高考單科狀元順利入讀復旦大學物理系。

大學期間，頭頂光環的陳宗健又以排名第三的優異成績考入了CUSPEA項目中，這是由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先生創立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旨在發掘物理研究的年輕力量。

于是，1987年，年少的陳宗健離開中國，漂洋過海來到了加利福利亞，順利入讀于世界頂尖學府斯坦福大學，獲得電子工程及應用物理雙料碩士，并與1997年成功博士畢業。

如今，陳宗健已經在蘋果待了將近13年，身居副總裁，手握67項半導體相關專利，可謂是聲名赫赫。硅谷的華人工程師不少，可真正能在蘋果這樣的產業巨頭中做到技術高管的卻是鳳毛麟角。

以上這些人的共同點，除了都在半導體領域建樹頗豐外，還有就是他們自1999年開始，就跟隨著Dobberpuhl一同闖蕩江湖。

又過了幾年，Dobberpuhl再度離開蘋果，去往他的下一趟征程。可與此前不同的是，這些傳奇工程師們這一次選擇留了下來，用自己的知識與智慧，打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芯片帝國。

六、蘋果復仇記

2010年，蘋果終于拿出了首款自研手機芯片，Apple A4。這塊芯片被陸續搭載在初代iPad、、iPhone 4、以及iPod touch 4上。

結合2008年蘋果對P.A.Semi的收購，不少人會認為這塊芯片出自于P.A.Semi團隊之手。

然而，如果我們把A4拆開，我們會不無驚訝地發現，這塊芯片的主體架構跟三星曾經稱雄一時的“蜂鳥”芯片架構幾乎一模一樣，蘋果只拿掉了少部分模塊，以壓縮芯片尺寸和成本。

而這塊“蜂鳥”芯片對與三星手機的重要性，不亞于A4之于蘋果。

這一款ARM Cortex A8架構的處理器，45nm工藝，運行頻率為1GHz，處理能力達到2000DMIPS，當時甚至打出了“全球最快的處理器”。

搭載著這塊“蜂鳥”，三星發布了其智能手機時代一戰成名的代表作——三星Galaxy S i9000。

這款“蜂鳥”芯片太重要了，重要到三星為了紀念它，為它日后“追封”了Exynos 3110的名號，讓它成為三星Exynos芯片家族的一部分。

然而，這款芯片既不是蘋果單獨研發的，也不是三星單獨研發的，其技術核心來自一家看似“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Intrinsity。

事實上，Intrinsity早在1993年就成立了，那時它還叫Exponential Technology，而這家公司的第一款產品，就是專門針對蘋果PowerPC架構打造的Power ISA架構芯片——X704。

跟P.A.Semi當年的遭遇一樣，蘋果最后也沒有選用Exponential的產品，而失去了蘋果這一獨家大客戶，間接導致了Exponential公司的破產重組。

1997年，Exponential公司的剩余雇員們聚集起來，創辦了EVSX公司，并于2000年正式改名為Intrinsity。

2010年4月，在喬布斯首次介紹蘋果自研A4芯片的3個月后，Intrinsity被蘋果公司正式收購，金額未透露。

哪有什么一見鐘情，所有的收購都是久別重逢。

2010年的蘋果，與90年代末那個掙扎在生死邊緣的蘋果，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iPod與iPhone系列的爆發式成功給了喬布斯底氣，也給了蘋果足夠的經濟實力。從P.A.Semi與Intrinsity開始，蘋果張開了它隱忍已久的“血盆大口”，如鯨吞魚群一般瘋狂地在全球各地網羅芯片人才。

2011年，喬布斯病情加重，不得不辭任蘋果CEO，庫克上臺。

2011年底，蘋果也宣布了由庫克主導的首個收購案——3.9億美元收購以色列閃存芯片技術商Anobit。

這不僅是庫克的首筆收購案，更是蘋果第一次收購以色列的公司，它直接促成了蘋果256GB大內存iPhone的誕生。

此后，蘋果甚至以Anobit為據點，在以色列海法市這座“第二硅谷”建起了一個巨大的研發中心，不斷吸收著本地物美價廉的人才儲備，同時從TI、英特爾、IBM等芯片巨頭的以色列研發中心瘋狂挖角。

而海法市，正是蘋果芯片操盤手Johny Srouji的老家。

Johny Srouji自幼生長在海法市，16歲就失去了父親。在2008年加入蘋果之前，他已經在IBM與英特爾做到了技術管理崗。兼具IBM Power與英特爾x86背景的他，簡直是為蘋果自研芯片項目量身打造的完美人員。

他是個基督徒，說話溫和、低調，卻對芯片工程團隊有著近乎“變態”的嚴苛標準。

在蘋果芯片團隊內部，Johny Srouji有這樣一句名言——“當（芯片）設計師說，’這項任務很難完成’時，我的標準回答是，如果它不違背宇宙的物理法則，那么就是可以做到的。”

與海法市類似的經歷還發生在世界上的很多角落。2013年，蘋果在美國奧蘭多設立了一個臨時研發中心，大肆挖角AMD的眾多頂尖工程師，意圖打造一個屬于自己的GPU研發中心。

彼時的AMD正在經歷內憂外患的“至暗時刻”，離領導AMD絕處逢生的傳奇華裔女CEO上任，還有一年的時間。

蘋果對與技術人才、技術公司的“貪婪”似乎沒有盡頭。而手握巨量現金流的庫克，也有底氣各種千金一擲，瘋狂買買買。

根據外媒Business Insider報道，庫克透露，2015年，蘋果的收購速度達到了一年收購15家公司，平均每三四個周就收購一家。到了2019年，蘋果的收購速度甚至飆升到了六個月內收購了20多家技術公司，遍布世界各地。

同樣在2019年，蘋果甚至豪擲10億美元，全盤買下了英特爾的手機基帶業務，進一步擴張手機芯片自研比率。

2020年，決戰的時刻到了。

雖然對于現在的蘋果而言，其手機業務比電腦業務更深入人心。但電腦業務始終是蘋果的根基，是喬布斯的“大兒子”、心頭肉。

早在多年前，喬布斯就給芯片團隊下了死命令——“You have to own your own silicon. You have to control and own it.”（你必須對芯片有著絕對控制權。）

蘋果與英特爾的這段“芯片聯姻”，從開始的第一天，就注定了分裂的結局。何況近些年英特爾在芯片先進工藝、領先技術上一再讓蘋果失望。

2020年11月11日，在以紀念喬布斯而命名的蘋果總部喬布斯劇院里，庫克終于拿出了有史以來第一塊屬于蘋果自己的電腦芯片，Apple M1。

這塊芯片基于ARM架構打造，采用最頂尖的5nm臺積電先進制程，完美繼承了P.A.Sem團隊當年在RISC領域的高性能、低功耗的超強特性。

為了讓消費者們有更直觀的感受，在發布會現場，蘋果還不點名地拉出英特爾產品來“吊打”對比了一番。

三十多年間，無論是“水瓶座”的慘敗、PowerPC的遺憾、對英特爾的失望，還是這些挖角與創新，蘋果從未停止過對與自研電腦芯片的探索。

M1既非是橫空出世，也并非突如其來，它是這群在半導體領域深耕幾十年的技術大牛們，歷經風霜雪雨，最終呈現在人們眼前的“復仇”之作。

盡管喬布斯最終沒能活著、親眼見到這一天。可在喬布斯離開之后，他對于技術創新那近乎偏執的精神延續了下來，被芯片團隊、被工程師們、被千千萬萬的蘋果員工踐行著。

尾聲

如果我們仔細復盤蘋果芯的反敗為勝之路，我們會發現幾個不容忽視的關鍵因素：

1）半導體淘金熱與互聯網泡沫破滅

八九十年代，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學術創新與產業革命不斷涌現，大批手握頂尖技術的玩家下海創業，為硅谷的積累了一群優秀的技術人才。

而隨著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滅，這些小公司雖然手握技術，但依舊大多生存維艱，正是被收購的好時機。

2）正確的時間、正確的事、正確的人

雖然“自研”理念貫徹著全局，但是蘋果各個階段的芯片戰略并不相同。

八九十年代，半導體技術創新蓬勃發展，蘋果的“水瓶座”并非全無勝算，只不過選錯了領導班子與技術路徑，才導致項目的最終失敗。而同一時期成長起來的ARM，如今已成為全球知名的芯片架構。

在PowerPC時代與英特爾時代，吃一塹長一智的蘋果及時叫停了自研的步伐，積極與產業合作，讓蘋果電腦在短期內保證了穩定、強大的性能供應——此時的處理器產業已經日趨成熟，貿然入局并非良策。

而在智能手機發展初期，蘋果選擇從手機芯片切入自研開發——作為智能手機的引領者，蘋果有能力在芯片領域進行定義與試錯，卻不至于傷筋動骨。

直到最近幾年，隨著英特爾在先進制程、現金技術方面開始逐漸出現疲態，研發進度變慢，蘋果知道，它等了這許多年的“復仇”機會，終于來了。

這是偏執狂的勝利，也控制狂的勝利。

如今，M1推出了，但蘋果的芯片征程還未結束。

當前，蘋果所積累的強大的芯片設計實力，已經足以讓它躋身低功耗芯片的世界一線，與華為、英特爾、高通、三星等業內巨頭相比也毫不遜色。

而蘋果芯的反敗為勝之路，也許能夠給當前同樣被“缺芯”困擾的中國電子產業界，提供一些借鑒與參考。
責任編輯:t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