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學術界在糾結一個問題，就是互聯網究竟是擴大數字鴻溝還是普惠網絡紅利，如何看待互聯網發展，如何促進互聯網發展？針對這一系列問題，通信世界全媒體記者專訪了我國信息通信行業專家、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前理事長楊培芳教授。

新技術加速互聯網發展

《通信世界》：您是信息通信行業深耕多年，也是最早研究網絡經濟的專家之一，2000年就出版了《網絡協同經濟學：第三只手的凸現》。當前已經進入5G時代，您怎樣評價我國互聯網的發展歷程？

楊培芳：有人以1992年我國科研人員通過電話網發到美國第一封電子郵件作為中國互聯網元年，有人主張以1994年我國正式建立國際互聯網接口作為互聯網元年，我傾向后者。

我國互聯網的發展可以分為3個技術時代和3個主要應用領域。1994—2008年屬于固定互聯網時代；2008年（正式發放3G牌照）之后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2019年（發放5G牌照）開始進入智能互聯網時代。從應用領域看，互聯網開始只是用于信息檢索和人際交流，觸網的主要是從事科研和部分公司白領人員。后來進入3G/4G移動通信時代，互聯網主要用于傳播媒體和網絡交易。由于信息技術具有和傳統工業技術截然不同的經濟特征，比如共享性特征、外部性特征、邊際成本趨零特征。在這個階段，通過不斷的提速降費，很快普及到低端人群。現在進入了5G/6G移動通信階段，互聯網將成為直接為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服務的新型生產力。

《通信世界》：5G、云計算、AI等創新技術對未來互聯網將帶來怎樣的發展機遇？

楊培芳：經過了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信息通信行業已成為發展最快的行業。隨著5G時代到來，互聯網將更快地向社會生產和居民生活領域滲透。尤其是云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普及，將開啟網絡信息生產力的新時代，反過來，新應用也必然對未來網絡帶來革命性變化。

電話時代的網絡是胖中心，瘦終端。核心技術集中在程控交換機，終端就是一個黑色電話機，連電池也不需要，需要上網就并聯臺式電腦撥號上網。移動互聯網慢慢變成了瘦中心、胖終端。手機功能越來越強大，程控交換機變成了相對簡單的路由器。前不久華為公司公布了云手機方案，把手機功能都集中在共享云里，終端可能就剩下個顯示屏，也許是可穿戴，甚至是植體內的腦機接口。網絡結構變成胖邊緣（云計算）、瘦終端、透明網（全光網）。到那個時候，人們不必再花幾千元購買手機，也許直接用一個簡易終端就可以共享功能強大的邊緣計算能力。幾乎人人可以用更低廉的費用，享受越來越豐富的智能服務。

互聯網極大地縮小了數字差距

《通信世界》：有觀點稱，智能手機的出現，把許多老人擋在智能互聯網的門外，在您看來，互聯網究竟是制造了數字鴻溝還是縮小了數字差距？

楊培芳：只要你把時間軸拉長一點，就會發現這些年數字鴻溝在縮小而不是擴大。40年前，當時在北京一臺大哥大要兩三萬元，那時候多數人每月才掙幾十塊，只有老板才用得起，普通人根本用不起。臺式電腦也只有知識白領才會用，一般工人、農民根本接觸不到。現在的智能手機已經普及到全國城鄉相當低端人群，許多老年人也學會了微信支付和網上購物。有人曾經論證過，固定互聯網擴大了數字鴻溝，移動互聯網縮短了信息差距。現在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都有了智能手機，這在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最近出現了一些問題，應該叫做智能技術使用障礙。比如有些APP年輕人用得很溜，老年人就不敢輕易下載。一是擔心陷阱太多，會上當受騙。很多格式條款協議搞得密密麻麻，故意不讓你看明白。還有許多應用服務的驗證碼模糊復雜，很快就失效，老年人看不清、反應慢，根本用不了。二是管理制度不夠人性化，健康碼在同一個地方要重復驗好幾次，老人反映慢、不適應。許多時候還要掃走你的許多信息，現在網絡騙子特別多，老年人都怕他那點兒養老錢被騙走。這些都可以從技術和制度兩個方面加以改進，使鴻溝變成紅利。

《通信世界》：我們都希望信息科技能帶來網絡紅利而不是數字鴻溝，但這只是美好愿望還是有其內在機理？

楊培芳：一個來自中國的事實，也許就可以破解互聯網究竟是制造鴻溝還是普及紅利的世界難題。

中國改革開放40年，哪個行業發展最快？恐怕非信息通信業莫屬。據統計，40年來我國糧食產量增長1.8倍、石油產量增長2倍、發電量增長18倍、社會交通總量增長20多倍。而網絡信息流量增長200多萬倍！同期，我國糧食單價上漲十幾倍，水、電漲價幾十倍，公共交通漲價5~10倍，房價則上漲百倍。而只有信息通信流量的單價下降到原來的幾千分之一！當年買一臺大哥大手機要幾萬元，現在一臺普通智能手機一兩千元。當年發電報一個字（16bit流量）要七分錢，現在用微信發文字信息幾乎不要錢。

任正非20年前就深諳信息經濟規律，他說過，傳統經濟以鋼鐵、石油、稀有金屬為基礎資源，越用越少，越用越貴。信息經濟以沙石原料的芯片、光纖和知識為基礎資源，越用越多，高而不貴。誰要是想用傳統工業思維經營信息經濟，肯定要失敗。

《通信世界》：您認為互聯網行業如何助力我國實現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社會？

楊培芳：從宏觀統計看，信息網絡發展似乎與世界貧富分化同步。但從技術邏輯看，信息通信從來不是富商巨賈們獨享的豪宅和私人游艇，而是讓世界扁平化的新型基礎設施和公共平臺。

回想計算機應用之初，中國能掌握Basic語言，能到計算中心操作計算機的人少之又少。曾幾何時，中國的智能手機、網絡購物和微信支付已普及到了普通人群。如何看待所謂的互聯網悖論？我認為傳統工業經濟思維和唯GDP的評估方法扭曲了網信生產力的價值。

我是個“技制主義”者，與凡勃倫的“技治主義”稍有區別，我認為信息技術革命必然引發人類思維方式和法律制度的變革，促使社會朝著協同互利的信息普惠方向發展。

歷史唯物主義已經證明“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信息技術革命是比蒸汽機革命和電氣革命更偉大的一次革命，它不但改造客觀世界，還通過人們的知識互動，直接改變主觀世界。如果有人認為“技治”主義偏執于技術決定論，那么“技制”主義則更重視科技和人文的互動關系。但是，由于涉及到既得利益的調整，法律制度肯定會滯后于信息科技的發展普及，尚需要一個互動的過程。

《通信世界》：互聯網企業如何適應信息普惠的要求，您有何政策建議？

楊培芳：必須承認現代市場經濟的三重存在，然后是理順三類企業的關系。

第一重存在是商業性市場和商業性企業，第二重存在是公共品市場和公益性企業，第三重存在是社會性市場和社會化企業。

傳統市場理論和制度只適應商業性企業，不適應公共品市場和企業，更不適應新興社會化企業。

早期經濟自由主義的代表法國經濟學家巴斯夏發現，產權運動的主要方向不是從公共領域流向私人領域，而是從私人領域流向公共領域（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增長顯著）。

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有通過政府購買，把公共服務也納入商業性市場的傾向，但是大都沒有成功。多數國家仍然把公共產品作為政府必須擔負的責任，同時施行較嚴格的規制。

必須指出的是，隨著社會發展和信息科技進步，純公共品領域所占市場份額越來越小，也許會降到10%以內。而為全社會提供共同生產和生活條件的準公共品會越來越多。很可能要從純公共領域分離出來，和新興服務業一起，成為越來越重要的社會性第三重市場存在。主要包括交通通信、供水供電、教育醫療和正在興起的各類社會化網絡服務平臺。它既不應該像公共品那樣完全由政府提供，也不應該納入商業性市場領域，成為追求利潤最大化、以賺錢為目的的行業，而是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在追求社會效益的前提下，通過低費微利，實現自身價值并獲得合理利益。社會性市場和社會化企業最終將占經濟總量的60%以上，商業性市場和純公共品市場份額相加不到40%。

社會化企業將在網絡透明環境中自覺遵循協同互利規則，實現社會效益與企業利益的高度統一，成為普惠信息社會的微觀基礎和落地形式。
責任編輯：t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