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美國圣地亞哥Gaslamp District發生致命槍擊案，一名兇殺案偵探從現場抬起頭來，看到了一些不尋常的東西：頭頂上發光的路燈看上去不像普通的路燈。

它確實和此前的路燈不太一樣。燈桿配備了一個光學傳感器。在照亮城市的同時，它正在捕捉其下方場景的24小時視頻錄像。

據圣地亞哥警察局了解，該市最近配備了幾千個這樣的智能路燈，用于監控汽車和人流。

從某一天起，警察開始定期從路燈傳感器上提取視頻。迄今為止，警察已經使用了近400次路燈錄像，以調查從性侵犯到蓄意破壞的案件。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在30個名為“透明和負責任地使用監視技術的圣地亞哥”（TRUSTSD）的地方團體組成的聯盟進行了一年多的宣傳之后，圣地亞哥市議會成員準備提出兩項新的法令。其中之一是在采用新技術之前引入新的市議會審批程序，在使用新技術的整個過程中制定明確的公眾報告指南。另一個是建立一個隱私咨詢委員會（PAC），由律師、隱私專家和社區成員組成，沒有警察或民選官員，他們可以評估技術項目對公民自由的影響，并持續審查其申請。

“這些產品有一些不錯的用途，但是沒有監督。”在路燈計劃獲得批準后，理事會成員Monica Montgomery于2018年上任，他自此成為監視條例的主要倡導者。“對我來說，以完全的透明度、參數和責任來指導（技術）的引進是非常重要的，”同樣支持這項立法的理事會主席jorgette Gómez說。“以上這些我們都沒有。”

技術含量高的智能路燈是國際“智慧城市”的固定裝置。歐洲和亞洲的城市都爭先恐后地安裝路燈，這些路燈配備了可以監測交通、天氣和其他城市現象的功能模塊。他們落入執法部門之手并不少見。因對攝像頭監控、人臉識別的擔憂促使香港示威游行者在2019年推倒了該城市的智能路燈。隨著美國巴爾的摩、堪薩斯城、賓夕法尼亞州伯利恒和緬因州波特蘭等城市升級了路燈網絡，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提醒不要“秘密”推出“監視技術”。

當圣地亞哥在2016年與GE Current（現在為Daintree公司旗下的GE Current）共同啟動其智能路燈試點計劃時，官員們承諾這將帶來大量的機會。LED燈不僅可以節省能源和節省資金，其傳感器還將收集空氣質量和流動性數據。停車會更容易，街道會更安全，企業家將根據這些開放的數據來開展業務。該試點項目于2018年擴展為一個成熟的項目。根據一項價值3，000萬美元的合同，GE為該市6萬個路燈中的14，000個進行了升級改造，并在其中的3，200個路燈上安裝了先進的傳感器-包括捕獲視頻的工具。

圣地亞哥市市長Kevin Faulconer辦公室的發言人在一封電子郵件聲明中說，路燈網絡為企業和居民帶來了福音，因為它能夠收集“整個圣地亞哥的車輛、行人和自行車交通的近實時數據，“以及無法獲得的空間粒度的環境信息等。”

盡管如此，該計劃最終還是受到維護問題和意外的成本超支的困擾。智慧城市公司Ubicquia于今年5月宣布從GE Current購買路燈平臺CityIQ后，圣地亞哥在重新談判時對合同進行了修訂，修訂后的合同有望在9月提交市議會。在雙方達成協議之前，Ubicquia已關閉了大多數數據收集傳感器。截至6月30日，只有視頻功能免費運行。

“沒有人要求我們繼續視頻監控，”Ubicquia首席執行官Ian Aaron說。“事實上，我決定這么做，從公共安全的角度出發。”

目前，圣地亞哥的監督主要來自警察本身，警方于2019年3月發布了一項有關路燈數據使用的政策。在這份文件中，該部門承諾不會“侵犯個人隱私或觀察存在合理的隱私預期的區域”，并承諾不會將路燈的攝像頭與面部識別技術或自動牌照讀取器集成在一起。

在暫停路燈項目的其他數據收集功能的同時，市長faulcon辦公室重申了一個信息，即警察部門第一次使用程序開始時：警察只會被訪問的視頻為“嚴重的暴力事件，導致嚴重的人身傷害或死亡。”警察局必須在提出請求后24小時內通知市議會收集視頻。

圣地亞哥對智能路燈的最初公開呼吁并沒有提升他們的治安潛力，但GE最初的宣傳確實提到公共安全是一個可能的使用案例。在2018年1月，圣地亞哥當時的副首席運營官David Graham表示，裝有傳感器的路燈可以連接到圣地亞哥現有的Shotspotter網絡中，該網絡可以定位附近地區的槍聲。燈泡也可以檢測其他聲音，并通過識別碎玻璃或車禍的聲音，來自動提醒警察注意危險情況。”

Ubicquia公司的Aaron說，在與他合作的城市中，通常先部署技術然后再發現用例是很典型的。他說：“城市需要大量數據，然后當他們獲得數據時，他們會想，‘噢，我的天哪，我們將如何處理這些呢？’”

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傳播與科學研究副教授Lilly Irani幫助編寫了監控條例草案，在這里看到了一個熟悉的模式：城市通常從“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入手，而不了解社區的實際問題，然后依靠公眾對安全的擔憂來證明他們的投資是正當的。對于她來說，為什么Ubicquia在合同談判期間只保留了該功能，有一點可以說明：“如果讓他們有機會停止使用數據，你就給了他們一個機會，讓他們考慮他們是否需要這些數據。”

圣地亞哥警察局負責特殊項目和立法事務的Jeffrey Jordon表示，路燈證據對于定罪和免除犯罪嫌疑人都是有價值的：例如，在2018年8月的某起事件調查中，該事件的視頻表明，殺人是為了自衛，殺人罪被撤銷。Jordon說：“這只是視頻證據，與其他任何東西都沒有區別。” “除了這些證據是由誰控制。”警察無法全天候監控錄像——只有在調查已經開始的時候，他們才會調出錄像帶。不過，他也同意，“以更好的方式推廣它，”“警察部門不反對監督。”

“有了隨身攜帶的攝像頭、路燈鏡頭和無人機鏡頭，那些有錢來維護那些技術并控制這些技術的數據流的人就可以控制誰有權訪問這些鏡頭以及誰來講述它的公共含義。”Irani說。“攝像機就無法幫助我們客觀地說出真相。”

提倡者希望擬議中的隱私咨詢委員會可以重新平衡這種權力。在2016年，當安裝智能路燈時，關于隱私或公民自由的討論很少。根據新條例，無論是在市政廳還是在每個地區舉行的社區論壇中，這些對話都是必須的。Jones-Wright說：“作為一個機構，他們將在市政府真正獲得任何希望獲得的監控技術之前，對其進行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