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引導AI變得有道德，須讓科技公司變成道德主體，科技向善應成為恪守與貫徹的道德底線，為人類創造福祉并驅動社會發生積極變革應成為科技公司存在與發展的圭臬。出臺AI使用者的道德與法律規則同樣時不我待。

包括臉書、微軟、谷歌等公司高層代表以及科學家、學術界人士稍早時候聚集日內瓦，在首屆瑞士全球數字峰會上商討與人工智能（AI）有關的全球道德標準，與會代表約定會就這個主題在明年1月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展開更為廣泛與深入的切磋。

誰也不會懷疑人工智能將成為引發創新與激發變革的最強大科技力量，正是如此，公眾正以極大的寬容甚至狂熱的姿態擁抱人工智能的最新成果，而對于AI所衍生出的道德問題往往因“暈輪效應”的作用而未能有清晰的認知與足夠的重視。就以不久前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上ZAO推出的“AI換臉App”為例，用戶只需一張正臉照，就可替換為影視作品的人物，生成以自己為主角的視頻片段，這款App一夜火爆全網。可是，在贏得了片刻的刺激與興奮之后，相信所有的用戶都會因綁在身上的ZAO協議而惴惴不安。

看看ZAO的用戶協議吧：用戶上傳發布內容后，意味著“同意或確保肖像權利人授予‘ZAO’及其關聯公司全球范圍內完全免費、不可撤銷、永久、可轉授權和可再許的權利”，而且“侵權了明星肖像，若對方提告，最后責任都在用戶”。就此，不妨向用戶提出以下問題：假如被換臉的明星向你提出訴訟，假如有人就此制作虛假視頻并栽贓于你，假如你的臉被別人用于刷臉支付，你會怎么辦？聽聽他們會是什么反應。

其實，類似“換臉App”引起的AI道德拷問已不計其數。AI突破道德底線并淪為作惡工具的程度已超過了人們的想象。對此，目前的主流判斷是，技術無罪，但操控技術的人一定有過。按照墨菲定理，如果一件事情有可能出錯，那就一定會出錯。也就是說，如果做某項工作有多種方法，而其中有一種方法必然導致錯誤，那一定有人會按這種方法去做。依據一項針對1010名英國科技工作者的研究，90%的人認為科技是一種正能量，但59%身處人工智能領域的人則表示，他們從事的項目可能對社會有害，有18%的人因倫理道德問題而辭職。盡管AI違背或踐踏道德只是少數技術操作者的行為，也就是墨菲定理所指的個別人犯錯，但這種錯誤極易被更多人模仿，而且借助網絡傳播的力量會無限放大，最終造成的社會危害無法估量。

可是，如何平衡AI創新與AI道德又是一個非常棘手的難題。今天，飛速前行的技術需要更多創新成果來提供貼近生產與生活的各種服務，這就要求企業不斷尋求突破。只是，如果套上更多條條框框，又勢必抑制與捆綁AI 探索的腳步與空間。拿AI的基礎數據來說，用戶的身份、職業、年齡及閱讀、購物等行為偏好，都是優化推薦算法的關鍵依據，科技公司獲取的這些隱私數據越多，就越能讓AI的服務更精確地貼合公眾需求，利于商業主體精準發力。如果注入了道德元素，數據的限制與缺失不僅會使AI的服務功能大打折扣，會面臨著資本的反制。

然而，任何創新的閘門都不是不能把控的，人類既然能讓機器變得非常智慧，同樣也可讓它行走在指定的路徑與劃定的邊界之內，比如一件AI可在哪些場景下使用，使用越界時的自動糾正功能等。這樣，無論機器具有怎樣的學習天賦，我們都可讓它在決策時像人一樣在感知是非善惡的前提下行事。

要引導AI變得有道德，首先須讓科技公司變成道德主體，科技向善應成為恪守與貫徹的道德底線，為人類創造福祉并驅動社會發生積極變革應成為科技公司存在與發展的圭臬。對此，所有的AI 企業都有必要像微軟成立人工智能倫理道德委員會那樣，創建由工程師、科學家、律師和公司領導組成的監管機構，負責對每款AI產品的道德倫理風險評估及運行內外部審查和實施相應的改進機制。

相比于企業對AI的自我審查，行業協會是把控人工智能的第一道外部道德關口。目前，除了世界電氣電子工程師學會（IEEE）在《人工智能設計的倫理準則》中提出了人權、福祉、問責與透明的倫理標準外，亞馬遜、微軟、谷歌及蘋果等全球百余家科技巨頭還創建了非營利性的人工智能合作組織Partnership on AI，提出了公平、沒有傷害、公開透明及問責等倫理道德框架。各國各行業可以此為參照建立各自的AI道德評價矩陣與評估流程。相對于企業自我道德評價，作為第三方的行業道德評價能有效克服前者在商業訴求與道德訴求上的角色沖突，過濾掉企業道德評價中的不合理因素，確保AI倫理道德評估結論的公正與可信。為了更廣泛地反映社會不同群體的基本訴求，行業道德監督機構應最大限度吸收更多利益相關者加入。

制定AI倫理道德準則更是各國政府義不容辭的職責，衡量一國人工智能水平的高低不能只有技術指標，道德維度也已成了各國AI競爭的新高地。從倫理角度切入，歐盟就已率先推出了涵蓋人的能動性和監督能力、安全性、隱私數據管理、透明度、包容性、社會福祉以及問責機制等七項內容的AI倫理道德準則。我國已有《網絡安全法》和《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范》，相關組織還發布了《人工智能北京共識》，但在AI的道德界限以及道德標準細化方面仍有待提煉與加工。

AI使用者同樣不應成為道德盲區，出臺AI使用者的道德與法律規則同樣時不我待。應建立起可監控的人工智能平臺，以此倒逼科技公司調整與校準研發行為，讓AI道德演變成民眾信任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