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工業和信息化部正式向包括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廣電等在內的四家運營商發放了5G牌照。這意味著，中國商用5G的時間表從2020年提前到2019年，較市場預期提前半年。

跳過最初的臨時牌照、試商用牌照，直接向運營商發放商用牌照。可以說，我國的5G商用進程是一直在快馬加鞭。中國為何提前發放5G牌照？中國5G成功商用還面臨著哪些難題？

為何提前發放

整體來看，我國現在已經具備了商用牌照發放的要素：在5G技術、標準、產業初步建立競爭優勢，具備商用基礎；提前發放5G牌照，還將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帶來利好，助推全社會數字化轉型。

2019年來，全球5G步伐正在提速。GSMA大中華區戰略合作總經理葛頎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截至目前，韓國、美國、瑞士、英國開通了5G服務。GSMA預計，到今年年底，全球將有29個市場開通5G服務，連接數達到1000萬個。

全球不少國家都對5G發展寄予厚望，爭取進入5G第一波商用。激烈競爭下，全球5G發展提速。中國適應全球5G發展形勢，順勢而為，提前發放5G牌照，意在搶占5G先機。

中國在5G技術、標準、產業初步建立競爭優勢。在技術標準方面，中國倡導的5G概念、應用場景和技術指標已納入ITU的5G定義，中國企業提出的靈活系統設計、極化碼、大規模天線和新型網絡架構等關鍵技術已成為國際標準的重點內容。德國專利數據公司IPlytics發布最新5G專利報告顯示，截至2019年4月，中國企業申請的5G通訊系統SEPs(標準關鍵專利)件數占全球34%，傲居全球第一。

在產業能力方面，中國已在多地開展5G規模測試和業務示范。例如，中國移動在杭州、上海、廣州、蘇州、武漢五個城市開展外場測試，每個城市將建設超過100個5G基站，還在北京、成都、深圳等12個城市進行5G業務和應用示范。正如工信部副部長陳肇雄在近日所指出的，目前5G技術和產品已經日趨成熟，系統、芯片、終端等產業鏈主要環節已基本達到商用水平，具備商用部署的條件。

中國提前發放5G牌照，還將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帶來利好。在中國，傳統的“鐵公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邊際效應遞減，5G將助推各行各業數字化、智能化革命，助推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5G產業經濟貢獻》報告指出，在經濟社會直接貢獻方面，預計2020-2025年期間，中國5G商用直接帶動的經濟總產出達10.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間接貢獻方面，預計2020-2025年期間，5G商用間接拉動的經濟總產出約24.8萬億元；就業貢獻方面，預計到2025年，5G將直接創造超過300萬個就業崗位。

翻越三座大山

5G牌照雖然已經發放，但這只是個開始。對于基礎電信運營商而言，依然面臨著很大的難題和困惑。

正如國際電信聯盟(ITU)發布了一份名為《探討5G發展狀況——機遇與挑戰》的報告。報告指出，5G將改善用戶體驗，帶來新的應用以及新的商業模式，產生顯著的經濟效益，但同時，5G的發展也面臨著許多不可避免的挑戰。

首先是商業模式，5G將開啟萬物互聯的新時代，但基于現有傳統的商業模式，5G網絡技術升級的高成本和低收益會讓運營商望而卻步。

中信建投預計，未來5G基站數量將是4G的2倍，運營商5G建網主體投資可能將達1.23萬億元，較4G投資增長68%。另外，運營商還需要建設大量的邊緣計算中心，以滿足5G網絡低延時的上網體驗。運營商建設耗費巨資建設好的管道該如何盈利？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常務副理事長呂廷杰認為，5G不僅解決人與人的通信、人與計算機的通信，還將解決萬物互聯的通信，從而將延伸出四大商業模式：基于流量的商業模式、基于連接的商業模式、基于網絡切片的商業模式、基于完整解決方案的商業模式。

但從目前來看，運營商所熟悉并擅長的只有基于流量的商業模式，長期的慣性思維可能限制其業務創新性；而且，新商業模式的探索，需要運營商要非常了解垂直行業的業務流程與訴求，這既需要新的合作伙伴，又需要時間。

亞信董事長田溯寧就曾指出，5G不僅僅是簡單的流量收費，要有復雜的計費模型，為不同的時延、不同的安全等級、不同的場景、不同客戶的質量來提供不同的計費手段，沒有計費就沒有商業模式，沒有商業模式5G投資回不來，5G投資回不來就沒有未來。中國電信研究院總工程師畢奇也認為，2G是語音經營，3G和4G是流量經營，流量經營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5G賺錢模式需重新考慮。

其次是巨額投資來源，這是個很現實卻又很殘酷的問題。

中國聯通研究院院長張云勇認為，在5G網絡部署方面，5G網絡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是資金。在提速降費持續推進、4G投資成本還未完全回收、5G盈利模式尚不清晰等因素的影響下，運營商恐難以應對5G網絡建設運營的巨額資金投入。

其實，這從今年三大運營商公布的投資計劃中就可見一斑。中國移動表示，2019年將建設3萬-5萬個5G基站，總投入規模不會高于2018年的資本開支水平，這意味著中國移動2019年5G投入不會高于172億元。中國電信表示，聚焦重點城市，擴大試驗規模，初期預計5G基站建設達到2萬個，5G建設方面投入預算為90億元。中國聯通的規模則更小，60億-80億元將投入5G組網。

要想解決這些問題，只依靠運營商自身的力量并不現實，政府需要給予更多更有力的政策扶持。比如，引導通信行業由“提速降費”向“提速提質”轉變，降低通信企業考核壓力；加大資金補貼和稅收優惠扶持，引導社會資本共同參與，加強統籌規劃，建立激勵機制，促進運營商之間加強共建共享的合作，保證5G網絡建設的資金投入；加強頻率監管，謹慎對待非通信企業的5G專用頻率申請，規范引導社會資本參與5G網絡建設，幫助運營商降低5G網絡建設成本，緩解運營商資金壓力，共享5G發展紅利。

第三是演進路徑選擇，這是一個在行業內引起廣泛討論的話題。

最早，三家運營商的思路都是比較清楚的，電信和移動偏向于SA直接組網，聯通偏向于NSA。倒不是說孰對孰錯，每家運營商都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和資源稟賦，都會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選擇。

但后來事情的發展卻出乎預料，電信和移動都對策略進行了調整，SA成了目標網，先行規模部署NSA成為了當前的選擇。這其中有很多因素，但需要指出的是，產業界真的已經考慮清楚了嗎?

作為行業權威專家，鄔賀銓在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明確指出，“只有SA獨立組網，才能真正帶動中國5G產業的發展”，

目前，已經宣布5G商用的美國和韓國，實際上采用的都是NSA非獨立組網。所謂NSA，是在4G核心網的基礎上，增加5G的基站，用戶使用5G終端就可以享受5G的寬帶業務。“采用NSA方案，具有部署簡單、起步快和投資少的優點，同時終端也只需要支持寬帶業務的能力，相對來說更容易生產和制造”，鄔賀銓評價道。但是，NSA方案“因為核心網絡沒有動”，因此無法支持5G的高可靠低時延和大連接這兩個特征。SA，則是新建5G網絡，使用5G的核心網、基站以及回程鏈路等，能夠真正滿足5G時代工業互聯網對于高可靠低時延和大連接的需求。

“如果先走向非獨立組網，很可能產業都滿足于只要簡單提供寬帶終端即可的現狀，其他5G業務的后續推廣難度就會增加，工業互聯網的進程也會拖慢”，鄔賀銓坦言，“因此，中國5G需要獨立組網，盡管也許暫時會慢一點，但未來整個產業都會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