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在技術上，TDS不如WCDMA和CDMA2000成熟，在產業化方面TDS也不算特別成功，在用戶體驗方面更是差強人意，但由于西方通信企業為了打壓中國標準，想通過不參與TDS產業發展的方式，使TDS變成只存在于紙面上的技術，給國內廠商機會吃下了接近7億人的市場。中移動以失去部分用戶和移動3G用戶上網體驗差一些為代價，壯大了我國通信產業，為中國參與國際通信標準制定跨出了萬里長征第一步。

在4G時代，通過中歐合作的方式，將高通趕下神壇，中歐通信廠商聯手上位。發改委之所以“敢于”對高通提起反壟斷，底牌之一也是中國通信產業已經從3G時代的參與者，成為4G時代的規則制定者，而高通在4G時代卻早已不復在3G時代的輝煌——在產業實力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之時，在技術實力上此消彼長的情況下，舊時代的不平等協議理所當然地應當被拋棄，行政力量的“干預”僅僅是加速這一過程，并為通信終端廠商與高通達成更加公平合理的新協議保駕護航。

過去，計劃經濟最大的問題就在于信息的不對稱和國家難以準確獲取基層的各種數據。然而，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時代的到來改變了這一切，科學技術將彌補計劃經濟的不足，而市場經濟的滯后性、趨利性、盲目性等問題也在各國經濟發展中顯露，而且從實踐上，世界各國政府也越來越重視宏觀調控來彌補市場經濟的不足。正是因此，馬云指出，“未來三十年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計劃經濟將會越來越大”，國家產業政策和宏觀調控不僅是非常有必要的，也將在未來發揮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