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正逐漸成為全球各國“必爭之地”。近日，韓國、美國、瑞士先后宣布商用5G，美國總統特朗普更是喊話“必須拿下5G這一仗”。對于這一熱潮，有觀點認為搶占5G發展先機意義重大，也有觀點認為，從目前的商用情況來看，網絡、終端、資費等方面都存在問題，此外還有應用不明確、盈利模式不清晰等問題，5G商用沒必要那么快。帶著這些問題，《人民郵電》報記者獨家采訪了北京郵電大學教授呂廷杰，在他看來，5G發展必須搶占先機，在此過程中，網絡設施建設一定要領先于應用發展，商業模式的成功是判斷5G成功與否的標準，因此，需要發動全社會的力量在5G網絡之上進行創新，而不能讓創新成為運營商的獨角戲。對于備受關注的5G投資問題，他建議，可以通過多元化投融資和“以租代建”的方式摸索出5G投資建網新模式，找到對運營商、制造商、金融機構均有益的杠桿，這樣不僅能解決5G發展之初的難題，還能為我國信息通信業未來重資產投資開辟一條新路徑。

商業模式的成功才是5G真正的成功

韓、美等國都把5G上升至國家戰略。對此，呂廷杰表示：“既然是國家戰略，可見推動5G發展不是一個短期行為，其意義由此可見一斑，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想在這個時代落后。”

近日，美國更是宣布以政府的力量推動5G發展，“美國政府有史以來第一次把通信技術列為軍備競賽，不僅是因為5G能提供更高速網絡，”呂廷杰進一步解釋說，“更重要的是，5G還能提供車聯網物、物聯網、工業互聯網等更廣泛連接的社會應用場景，將是一項深刻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技術。”

回看國內，我國信息通信業在經歷了2G跟隨、3G突破、4G同步的發展歷程后，有望在5G領域實現適度領先。呂廷杰表示：“這種領先不完全體現在5G基礎技術上，我國把基礎技術產品化、市場化的能力也居于國際領先位置。”他舉例說，在4G時代，共享單車、掃碼支付等應用都讓別國贊嘆不已。“如果在5G時代，中國依然能實現在應用上的領先，將對我國未來ICT產業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

對于移動技術的發展，業內有這樣一個玩笑：奇數代的技術都不如偶數代發展地好，而5G時代也被認為“不會有太大變革”。呂廷杰并不贊同這一觀點，他認為，每一代技術都是革命性的，都有承前啟后的意義，技術的迭代是提升上一代通信產業效率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同時又是下一代通信技術的基礎。

呂廷杰進一步解釋說，第一代移動通信讓電話擺脫了電話線，但卻有通話串線的問題，于是有了2G的數字編碼，對1G服務進行完善和優化。到了3G時代，三大標準通過后，手機上網一直不溫不火，有人批評3G是個無用的技術，直到蘋果手機問世，社會各界才“腦洞”大開，各類應用于是層出不窮，但網速、資費又成問題，于是4G又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改善。在4G解決了人-機互聯后，5G將要實現萬物互聯，“這種革命性的初創技術在初期必然存在缺點，如技術不完善、市場不健全等，因此需要應用去推動。”呂廷杰表示，“應用的成功才是技術的成功，商業模式的成功才是5G真正的成功。”

不考慮商業模式，技術只能是技術專家的烏托邦。他以摩托羅拉的“銥星計劃”為反例，并表示：“5G一定要有非常清晰的商業模式，產業迫切需要考慮這項技術到底能解決哪些痛點，能為社會帶來怎樣的革命，如何打造出適合該技術的應用模式和盈利模式等問題。”

基礎設施建設一定要領先于應用發展

談及應用，業內有聲音認為，現在的4G網絡完全可以滿足普通應用需求，5G沒必要那么快上。對此，呂廷杰認為：“對于新技術而言，基礎設施建設一定要超前于應用的發展，這是有規律可循的。”

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北京在修建二環路時，其必要性也曾備受質疑——那么寬的路，哪有幾輛車在跑。時至今日，再也沒有人會發出這樣的疑問。”

還有人認為，“修路”有必要，但沒必要那么著急去修那么寬的路。對此，呂廷杰表示：“通信網絡是個統計復用系統，網絡會出現擁塞的情況，它的速度不僅取決于有多寬的‘路’，更取決于有多少人同時在使用這條‘路’，當網絡把所有的人和物都連接，這條‘路’需要足夠寬。”

網絡能催生更多的應用，應用的繁榮也對網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呂廷杰表示：“參與通信的要素不斷增加，大量應用不斷產生，這就要求建網時有足夠的前瞻性，保證網絡有足夠大的容量去支撐這些應用。”

5G創新不是運營商的獨角戲

現在，5G已經是全社會關注的熱點。“曾有業外人士問我，運營商什么時候才能提供創新的5G解決方案？”呂廷杰肯定地指出，“這就是我們在發展5G時必須走出的一個誤區，5G商業模式的創新決不能僅靠運營商，他們只是為各行各業提供了一個賦能的工具，具體如何創新還要依靠行業自己。”

他分析說，通信產業的發展主要依據三個力量：一是市場 “無形的手”，二是政府“有形的手”，三是技術進步的驅動。“由于通信產業必須互聯互通，所以，無法像其他產業那樣，通過企業內生性的技術創新實現產品或服務的差異化。技術進步的外生性，決定了它沒有排他性，因此競爭通常是同質化的，是依賴于標準來實現的。不僅技術創新是外生性的、依托于網絡基礎設施的很多業務創新，通常也是來自外部社會。”他舉例說，網約車是一種創新，但這種模式并不是網絡運營商或者出租車公司創造出來的，5G創新也是同樣的道理，需要發動全社會的力量，通過5G網絡的賦能實現創新。

那么，為什么5G創新的主體不是運營商呢？呂廷杰認為：5G將會產生更多的垂直行業應用，要求創新主體要能直擊行業痛點，但運營商絕無可能比行業本身更了解那些市場。”他補充說，“如果各行各業都把自己當作5G旁觀者而置身事外，只是坐等運營商的創新應用，便無法盡快享受到5G的福利，5G也不可能在短期實現大規模應用。”

因此，他建議主管部門、專家學者、運營企業、宣傳機構應該大力宣傳和推廣5G，告訴普通消費者和行業用戶，5G能帶來哪些變化，具備哪些能力，而用戶則要考慮這些能力可以怎樣解決生產生活中具體的問題，這樣就能把5G用起來，形成全社會創新的局面。

發展5G運營商別怕OTT

談及5G時代的全社會創新，不禁讓人聯想到4G時代，由于應用的快速繁榮，一批OTT企業崛起，一時間，“管道化”“被旁路”的擔憂讓運營商如鯁在喉，雖然他們也采取了應對措施，但結果卻并不盡如人意。到了5G時代，鼓勵外部創新會不會讓運營商又回到“為他人做嫁衣”的尷尬局面？對此，呂廷杰表示，運營商在發展5G時一定要有開放的心態，要歡迎全社會在網絡上進行創新，實現共贏。

“5G是賦能工具、基礎設施、公共物品，因此不能具有排他性，”他表示，“事實上，5G的開放性有助于全產業的發展，這種開放性能夠調動更多的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催生出更多的5G應用，這些應用中比較典型的會成為成功商業模式。試想，現在很多成功的應用不都是OTT創新出來的嗎？因此，作為基礎設施提供者，運營商大可不必過于擔心被‘管道化’。”

當然，外部考核也要相應做出改變。“運營商推動了技術和市場的進步，通過不斷地提速降費等措施，對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呂廷杰建議，“長時間以來，我們更多關注的是運營商的企業效益，卻忽視了其社會效益，而事實上，運營商犧牲了自己的利益，通過很多努力去改善基礎設施間接實現了經濟和社會效益，因此5G時代不能再用微觀的考核企業經濟效益的方法去考核運營商。”

“不可否認，5G在發展之初確實面臨很多問題，需要改變和調整的地方還很多，但絕對不能一棒子打死，消極對待這項技術。”呂廷杰肯定地說，“這些問題最好的解決之策就是發展，通過技術和市場的相互促進，通過調動全社會的創新力量，通過告訴用戶5G是一個新風口，能夠解決問題、改善生活、改變社會，做到這些，相信5G一定會成功。”

融資租賃模式助解投資難題

盡管5G是大勢所趨，但運營商確實也面臨著很多現實的問題，首當其沖的當屬前期建網的巨大投資難題。對此，呂廷杰提出兩個建議：一是可以在實驗網或部分網絡采用“以租代建”的模式，二是在保證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允許民營資本和外資參與投資。

對于第一個建議，呂廷杰舉例說，華為和新加坡電信就曾采用這種模式：新加坡電信在建網時租用華為的設備，按約定期限支付租金，網絡設備的所有權仍然歸屬華為。

他表示，制造業存在一種周期性波動的因素，這種因素是不可抗拒的，因為市場需求有波動性，而供需很難做到同步。比如，現在5G大規模建網，運營商需要大量設備，制造商組織資源大規模生產。但是，幾年之后，網絡建設的大潮平息，而6G尚未到來，制造商之前組織的人員、設備等資源會被閑置。在這種情況下，“以租代建”的模式能降低周期性風險，幫助制造商獲得穩定收入。

“當然，這一模式并非完美無缺，”呂廷杰客觀地說，“首先，這種方式目前在我國無法推行，因為我國電信條例不允許，這就涉及一個新問題，當技術出現迭代時，監管政策能否隨之進行調整。其次，新加坡畢竟地域狹小，而中國幅員遼闊，這種模式適合在實驗網或是局部建網推行，因為一旦涉及面過廣，制造企業將無法承擔供應大量設備的成本。”

那么，如何在5G投資上同時為運營商和制造商“減負”呢？這就是呂廷杰開出的第二張“藥方”：引入金融資本，多元化投融資渠道。

“我的團隊曾經做過一個調研，結果顯示許多外資和民營資本非常愿意為電信業提供金融服務，因為運營商金融風險小、發展穩、前景好。”他表示，具體而言，類似房地產行業按揭的模式：運營商向制造商支付網絡設備“首付”，“余款”由金融機構支付，運營商通過網絡運營獲得收益，再以“月供”的形式向金融機構“還貸”。這種做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將技術更新換代加速（精神磨損）的風險轉嫁給金融產業。

“當然，對外資和民營資本的進入還是要設立門檻。”呂廷杰強調說，“二者準入的投資比例分別是多少，都要經過精確的計算，并不是隨意準入，當然金融收益的杠桿也要認真計算，否則，也不會對金融業產生吸引力。”

那么，這種方式會不會導致網絡設備安全問題呢？呂廷杰表示，“相應可以有一些管控措施構筑‘防火墻’，比如嚴格規范設備入網時的標準、外資最大的投資比例、外資只參與投資不參與運營的責權劃分等，這又將引發監管方式的創新。”

“通過金融業的參與等生態建設，中國應該摸索出一套5G網絡建設融資租賃的方法，這種模式可以被引入到未來通信業發展的投融資中，打造一種多元化的商業模式，緩解運營商在重資產投資時的顧慮，解決產業生態中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呂廷杰總結說，“可見，5G除了推動業務創新、監管創新還能實現投融資創新，這個過程完成后，我國信息通信業不僅能實現轉變和升級，也能為全球通信業的發展提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