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智慧城市戰略指數”顯示，總體而言，盡管擁有智慧城市戰略的城市越來越多，但許多城市仍尚未出臺相關戰略。即使是擁有智慧城市發展戰略的城市，其規劃本身及實施通常還有很大改進空間。

如今，大城市人口急劇膨脹，交通擁堵問題嚴重，環境污染威脅上升。面對各類城市弊病，雖沒有解決一勞永逸解決問題的方法，但數字化的迅速發展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答案：智慧城市。利用一系列協調的數字化解決方案，城市政府與供應商可以解決從城市規劃到出行與環境服務的各種結構性挑戰。然而，如果缺失整合、協調和組織這些解決方案的戰略方法，智能城市將永遠無法發揮全部潛力。

因此，羅蘭貝格開發了“智慧城市戰略指數”，比照智慧城市關鍵要素，衡量城市中心的綜合性和發展方向，并于2017年發布了第一期“智慧城市戰略指數”。近期，我們推出了第二期“智慧城市戰略指數”，對153個擁有智慧城市戰略的城市進行了分析與排名。

戰略是關鍵

成功的智慧城市通常擁有一套合理的戰略方針，可以確保將不同的條線集中起來，避免出現孤立的解決方案。此外，智慧城市戰略可促進跨部門解決方案，還有助于明確計劃實施的時間表與責任。

此次，羅蘭貝格在250個國家中選出了153個發布智慧城市戰略的城市，其中的中小城市與大城市數量基本相同，然后根據12項指標下的31個詳細指標對其進行打分并對其戰略進行評估。

大多數智慧城市戰略仍需改進

在滿分為100分的情況下，只有15個城市（10%）得分達到或高于60分，擁有全面的智慧城市戰略。40%的城市得分在40-60分之間，而50%的城市則低于40分。少數城市的智慧城市戰略較為完善，擁有完善戰略的城市數量還在增加，但大多數智慧城市戰略仍需改進。

與2017年“智慧城市戰略指數”一樣，維也納位居榜首。英國倫敦和加拿大圣阿爾伯特緊隨其后，二者都非常重視跨行動范圍的技術應用和創新。

總體而言，盡管歐洲和北美的智慧城市數量更多、部分戰略的水平更高，但亞洲城市的總體表現更好。中國城市的排名最靠前，排名第六的上海與排名第14的廣州都擁有智慧城市五年計劃，這些計劃也是中國國家智慧城市規劃的組成部分。

在所有戰略規劃指標中，“利益相關方”與“協調”兩項指標平均分最高，貢獻了各城市約50%的得分。“IT基礎設施與政策”方面的得分緊隨其后，而行動范圍的分數最低，“健康”與“建筑”兩項指標墊底。總體而言，各個城市有傾向性地重視部分戰略方針，例如關注管理與出行，而忽視教育與健康等。但僅有少數智慧城市戰略的行動領域綜合方案擁有必要的戰略“推動因素”。

落實緩慢

戰略是智慧城市的關鍵所在，但若不付諸行動，戰略就毫無意義。我們利用城市的信息與其他線上資源建立數據庫，對四個實施因素進行分析與評估：能力（城市如何對實施責任進行具體分配）、范圍（城市的重點項目中涵蓋多少個行動領域）、狀態（重點項目進展如何）、結果跟蹤（監管框架是否到位）。

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的實施進展并不順利，許多城市戰略的落實仍較緩慢。在15個城市中，只有八個城市的戰略實施進度較為先進：能力較高、范圍廣泛，涵蓋大部分行動領域，并對正在進行中的與已完成的項目以及項目成果進行跟蹤。維也納排名第一，其次是新加坡和倫敦，芝加哥和上海也取得了明顯進展。

智慧城市的成功取決于三個關鍵群體的行動：城市規劃部門、解決方案供應商、國家/地區政府。憑借與城市和科技公司合作的廣泛研究與專業知識，羅蘭貝格為每個群體提供戰略與實施建議。根據經驗，我們發現了實施過程中的幾個常見障礙，明確許多城市尚未充分發揮潛力的原因。

首先，每個城市的發展決心、項目前景與相關方利益各不相同，智慧城市的發展過程也充滿挑戰，并不存在普適性的發展藍圖。準備工作所需的基礎知識技術、強大的組織技能與最佳實踐范例也非唾手可得。

城市缺乏技術能力也是問題之一。智慧城市解決方案的準備工作耗時繁瑣，而政府往往沒有時間與專業知識來解決這些問題。領先城市的管理人員必須明確優先事項，協調各方利益，獲得各方支持。

監管本身也對發展帶來了阻礙。智慧城市需要監管框架來監督新技術和數據的使用，但這將增加監管和行政負擔，提高了戰略落實的復雜性。

此外，智能城市解決方案通常成本較高，回報不確定，投資回收期較長，很難確保前期資金。大多數智能解決方案較為新穎，商業模式也尚未經過事實檢驗。但要克服的最大問題是反對變革的態度。智慧城市解決方案通常激進而創新，公民和利益相關者很難了解智慧城市的優勢，也很難接受短期內的巨變。